原文翻译自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racking Coronavirus Health Status。 上图为新冠病毒普查组织官方网页。

作者：Eran Segal, Feng Zhang, Xihong Lin, Gary King, Ophir Shalem, Smadar Shilo, William E. Allen, Yonatan H. Grad, Casey S. Greene, Faisal Alquaddoomi, Simon Anders, Ran Balicer, Tal Bauman, Ximena Bonilla, Gisel Booman, Andrew T. Chan, Ori Cohen, Silvano Coletti, Natalie Davidson, Yuval Dor, David A. Drew, Olivier Elemento, Georgina Evans, Phil Ewels, Joshua Gale, Amir Gavrieli, Benjamin Geiger, Iman Hajirasouliha, Roman Jerala, Andre Kahles, Olli Kallioniemi, Ayya Keshet, Gregory Landua, Tomer Meir, Aline Muller, Long H. Nguyen, Matej Oresic, Svetlana Ovchinnikova, Hedi Peterson, Jay Rajagopal, Gunnar Rätsch, Hagai Rossman, Johan Rung, Andrea Sboner, Alexandros Sigaras, Tim Spector, Ron Steinherz, Irene Stevens, Jaak Vilo, Paul Wilmes, CCC (Coronavirus Census Collective)

翻译：Ging Lam

校对：鲁宇

译文最早分享于“Sociological理论大缸”公众号

从个人和全球层面来看，信息都是我们抗击流行病最得力的防护武器。对个人而言，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做决策，并为我们提供安全感。对全球共同体而言，信息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并为COVID-19疾病的流行提供关键见解。然而，要充分发挥信息的力量，需要数据规模巨大并且可以被访问。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正行动起来成立一个国际联盟——新冠病毒普查组织（Coronavirus Census Collective，简称CCC），该组织将形成一个枢纽机构，以整合多种数据源信息，使之可被用于理解、监控、预测和防治全球性流行疾病（图1）。这些数据源可能包括通过调查（包括移动应用程序）采集的自报（self-reported）健康状况、诊断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以及其他静态和实时的地理空间数据。这项跟踪和共享信息的集体努力将在以下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预测疾病爆发的热点地区、识别哪些因素控制了传播速度、为即时政策决定提供信息、评估卫生组织控制流行病的措施有效性，以及提供有关新冠病毒致病源的关键见解等。它还将有助于个人及时获悉当前瞬息万变的情况，并助力于减缓疾病蔓延的其他全球性努力。

在过去几周时间里，世界各地已采取若干积极举措，利用每日自报症状数据作为追踪疾病传播、预测疫情发生地点、指导人口措施（guide population measures）及帮助分配卫生保健资源。本文的目的正是倡议对这些努力行动进行规范，并发起一项协同工作（collaborative effort），在确保参与者隐私得到保护的同时，促进全球利益最大化。

原文翻译自The Walter H. Shorenstein亚太研究中心访谈 Coronavirus Crisis Exposes Fundamental Tension in Governing China, Says Stanford Sociologist and China Expert Xueguang Zhou。

作者：Noa Ronkin, Xueguang Zhou（周雪光）

翻译：Ging Lam

下文Noa Ronkin简称Ronkin, Xueguang Zhou简称Zhou

组织社会学可能并非是人们探求公共卫生危机起源的首要学术领域，比如这次由武汉冠状病毒引起的危机。但在专长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周雪光来看，这次危机紧迫的征兆（the writing on the wall）早在那里有目共睹。周雪光也是经济发展系Kwoh-Ting Li讲席教授和FSI的高级研究员，专攻领域为中国的组织、国家建设和官僚体制。他的研究揭示了中国治理的特点及紧张局势，对理解冠状病毒危机的演变及中国政府的应对很有意义。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周雪光谈到了这些问题。他的研究贯穿中国治理的制度基础以及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为节约篇幅和使行文简洁，以下对话经过编辑。

Ronkin：中国大陆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持续上升，人们对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感到激愤。这场危机对中国的治理而言意味着什么？

Zhou：这次危机不仅是一种新型病毒的爆发，也是中国治理结构溃败（breakdown of China’s governance structures）的表现。这场危机曝露了体制中的裂缝（cracks in the system）。当然，任何政府都可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这样一场新疫情的爆发。然而，根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新病毒在爆发前几周已在武汉被检测到的，但是几级官僚机构没有起作用，有关当局也没有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我不会将责任归咎于任何地方官员，他们一直遵循着同样的危机应对模式。出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在春节前几周和省人大年会前夕的社会安定和维稳。这种应对模式已在中国官僚机构中建立了多年。但在当前情况下，这类默认行为方式（default behavior）则曝露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弱点。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其他省市也在发生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各类问题，因为那些地方官员们也秉持同样的心态。问题不在于这里或那里的个别官员，而是普通官僚机构已经被驯服，并且以这种方式回应不和谐信息。

我希望这场危机成为一个转折点：冠状病毒危机的严重性足以深深地触动人们的生活，使人们意识到需要改变的过去那种治理状况。我希望人们认识到，政府必须改善其决策过程、透明度和对社会投入的开放程度。我国现行的治理体系是为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而设计的，而非自下而上的信息共享和传递。因此，即使信息是充分的——就像冠状病毒的情况一样——也没有实现从地方到上层的有效传递。后者无法应对来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异质性强的国家的信息负荷。事实上，高级官员试图保护自己，过滤掉信息，而不是公开他们无法处理的情况。

图片选自美国左翼政论杂志《雅各宾（Jacobin）》。

作者：Erik Olin Wright, Mark Kirby

翻译：Ging Lam

Kirby：在你的文章《什么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中，你曾说分析马克思主义小组每年九月都会聚在一起，他们自称是“不扯淡的马克思主义组织（no-bullshit Marxism group）”。在你看来，你觉得需要摆脱的“扯淡（bullshit）”到底是什么？这个小组又是如何确保自己能够避免这种“扯淡（bullshit）”？

Wright：当然，“不扯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标签有点自嘲，但它确实触及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实际上，Cohen就“什么是学术扯淡?”这个主题写过一篇有趣而深邃的文章)。全盛时期的“扯淡”马克思主义有三宗罪:

图片选自Matt Vidal的flickr账号。Wright教授在与学生们BBQ。

作者：Erik Olin Wright, Mark Kirby

翻译：Ging Lam

Kirby：你经常引用John Roemer的文献。你认为是他让你转向了劳动价值论（labour theory of value）和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你到底同意他的哪些观点？你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有的话。

Wright：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形容我和John Roemer作品之间的关系。我之所以转向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欣赏那种对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严谨和细致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正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圈子工作的特点。这个圈子中，G. A. Cohen可能是最重要的，其次是Adam Przeworski和John Roemer。我认为，在我发现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别致的理论流派前，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就已经具备这些一般特征。在任何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他们对个别论题的具体论点，比如劳动价值论的优点，而是他们提出论点的总体策略（general strategy）。

到了1981年，我就成为这个知识小组的积极参与者。在我们早期研究课题中，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剥削”的概念以及其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当然，John Roemer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但其他人对此也有许多看法。通过讨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所有成员都确信，劳动价值论的技术工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根本不能做到它原本打算从事的理论工作。但我们也逐渐认识到，为了阐述一个连贯的剥削概念及其与阶级分析的联系，劳动价值论也是不必要的。

如果我必须总结我的工作和方法，包括与John Roemer，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他成员的工作和方法之间的区别，我会强调如下四点：

图片转自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 Africa Mining Plc）官方网站。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和赞比亚联合铜矿投资控股公司（ZCCM Investments Holdings Plc）为重新开发关闭13年的谦比希（Chambishi）铜矿而共同在赞比亚投资设立的矿业公司。谦比希铜矿矿区由主矿体、西矿体、底盘矿体和东南矿体组成，共探明铜金属储量500万吨，平均铜品位2.19%。

本文翻译自《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2014年第89期《全球中国的幽灵》。

作者：Ching Kwan Lee

翻译：Ging Lam

资本的类型

20世纪90年代末，外国投资如浪潮般涌入赞比亚。这使这个非洲国家进入了一个由全球资本利益集团、多党制选举以及通过资源民族主义表达典型民众不满所构成的竞争激烈的国家。然而，“外国投资”这一类别需要细分。在赞比亚，政府和民众对外国矿业公司的确定和批评，通常根据其起源的国家。其结果是，种族和民族性往往成为赞比亚人对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进行刻板印象分析的便利框架。根据母公司、创始人或大股东的国籍，本研究所调查的三家矿业公司分别属于中国、印度和瑞士。但是考虑到资本利益时，国家标签的隐藏意涵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例如，KCM公司在钦戈拉（Chingola）通常被称为印度公司，因为其母公司韦丹塔(Vedanta)在印度成立，并在当地拥有大型矿山和制造设施。但实际上，韦丹塔是一家上市的跨国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上市，其创始人和董事长通常在英国开展业务。KCM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与基特韦（Kitwe）的“瑞士”莫帕尼公司(MCM)没有什么不同，后者的母公司是嘉能可(Glencore)是一家总部设在瑞士的伦敦上市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业务遍及全球。

图片转自美国ABC广播电台。中国资本进入赞比亚，为大量的赞比亚本地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

本文翻译自《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2014年第89期《全球中国的幽灵》。

作者：Ching Kwan Lee

翻译：Ging Lam

“双重自由化后（dual liberalization）”的赞比亚

赞比亚地处非洲中部铜矿带的南部边缘。该国人口有 1300 万，主要集中在首都卢萨卡（Lusaka）和一些铜矿区的城镇。尽管赞比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人均 GDP 只有 1540 美元，且自给自足的小农产业（subsistence agriculture）是最大的单一雇佣部门。从最早有人定居的历史算起，赞比亚就是不同班图语族群聚居的家园。19 世纪 80 年代，罗德斯的英国南非公司（Rhodes’s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征服了这个地区——并非没有战争——然后割让给伦敦政府。长期以来,伦敦政府一直统治着这个北罗德西亚地区（Northern Rhodesia）。到20 世纪 20 年代，当地丰富的铜矿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和南非的矿业金融家；甚至在1945 年，赞比亚的铜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 13%。当由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于1964 年领导赞比亚取得国家独立时，赞比亚被认为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具有实现全面工业化的良好前景。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于1972年所撰写的鼎鼎有名的专著《铜矿的阶级成色(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为我们了解赞比亚矿业在这一时期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基准参考，有助于我们确认非洲背景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目前关于“中国在非洲”的分析中常常被抹杀。相隔四十年，我们在同一个矿区进行实地考察。不同的是，在这期间，世界经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布洛维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传记中写道，他正在研究从殖民统治中进行转型的阶级利益重整现象：尽管这一“赞比亚化”过程让赞比亚政府获得了51%的矿产资源股份，但还有两家西方公司保持着对赞比亚矿产的寡占控制。布洛维发现，在对外经济依赖的背景下，赞比亚的政治独立造就了一个有缺陷的黑人统治阶级（flawed black ruling class）——他们的利益没有受到外国资本的挑战，而是与外国资本的利益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