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选自国际著名左翼出版社Verso
作者:Erik Olin Wright, Mark Kirby
翻译:Ging Lam
下文Erik Olin Wright简称Wright, Mark Kirby简称Kirby
Kirby:你所有的著作都有一个连续性的主题,那就是阶级。你为什么一直坚持阶级分析?
Wright:我一直致力于“阶级的问题化(problematic of class)”。这里有两个主要的理由: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对公平和良善社会的激进平等主义愿景的道义承诺(a moral commitment to a radical egalitarian vision of the just and good society)。激进平等主义是一种广泛而多维的理想,它包括了平等的两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性别分工减弱,男女双方要平等地承担照顾孩子和家庭的世俗任务。并且,人们不能仅仅基于对别人性别的了解,来预测其在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可能责任、地位和权威的位置。激进平等主义意味着深刻的民主,因为它要求政治权力分配的平等愿景(egalitarian vis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因此需要制定直接参与政治的体制手段,而不仅仅是那些一步之遥的代议制民主形式(arms-length representative forms of democracy)。还有,激进平等主义意味着致力于终结经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形式(socially-structured forms of economic inequality),这种不平等植根于人们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对这个概念做出精确的界定是困难的,但从广义方面讲,一个激进的平等主义社会意味着经济不平等的两个方面:
这种激进的平等主义道德和政治承诺本身并不足以让人们对“阶级问题化”做出表率。毕竟,社会中还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关系,它们构成了对激进平等主义的道德侮辱,包括两性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全球各地的贫富差距问题等等。因此,致力于阶级分析也是基于一种科学信念:相信阶级不平等本身是激进平等主义项目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结构不平等轴心。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判断,正如所有社会科学都声称某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我的意思是,阶级不平等和制度再制的不平等(the institutions which reproduce that inequality)都深远地牵涉到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因此,无论如何,人们都得参与激进平等主义政治项目的一部分,都得了解阶级是如何运作的。这一直是我的社会学研究的中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