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znets在1955年说了什么?

图左为经济学家Simon Smith Kuznets

本文翻译自经济学学术博客Readings in Economic Thought

翻译:Ging Lam

Kuznets于1955年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可以说是该期刊自创刊以来引用最高的20篇论文之一。然而这篇论文只有4%的内容来自翔实可靠的经验资料,剩下95%是纯粹的推测,另外还加上一些一厢情愿的想法。

Kuznets的这篇论文尝试回答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增加还是减少,以及解释什么因素决定了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水平和趋势。由于问题本身的高度重要性,这篇论文开启了探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领域。

社会学顶级期刊主编三人谈

三位与谈人分别是Omar Lizardo, Dan Myers, Rory McVeigh。Omar Lizardo和Rory McVeigh分别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主编和副主编,Dan Myers为Mobilization的主编。

本文翻译自2010年2月12日纽约大学公开论坛的笔记“在三大顶级期刊发表论文(Publishing in the Top Three Journals)”。

翻译:Ging Lam

第一位与谈人:Dan Myers

Dan Myers系美利坚大学教务长、首席学术官(chief academic officer)和社会学系教授,目前担任社会运动领域旗舰刊物Mobilization的主编。

社会学真的有所谓的“三大顶级期刊(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Social Forces)”吗?Social Forces如今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地位备受争议。无论如何,大家的认识底线是:(1)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和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比Social Forces更有声望和影响力;(2)但Social Forces对社会学研究生而言仍不失为一个好的期刊。

需要记住三点:

  • 顶级期刊上的论文比常规社会学论文(standard sociology paper)更具有新颖性:通常来说,新颖性与建构研究问题的主题和理论方法有关。方法上的新颖性也是好的,但比不上一个新颖的主题或理论那么有必要。

  • 这是一个数字游戏:顶级期刊的接受率为10%或更低。因此,你不应该指望顶级期刊能够接受你提交的所有论文。即使是顶尖学者也没有这样的成功率。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必须向顶级期刊提交大量的论文——不要放弃,记住!——运气是整个投稿过程中的一部分,特别对于寄送给哪一个审稿人而言。

  • 比较完成的论文和发表的过程:就我最近一篇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论文来说,这篇论文此前已经历过7轮的修改。几乎没有人在第一轮的时候就能够让他们的论文得到发表。因此你们必须了解这个过程,并了解如何将R&R转换为发表得了的东西。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成为顶级期刊的审稿人。把你的名字递交给编辑,要求在你所熟悉的领域进行审稿。如果你写了好的审稿意见,你会被要求做更多的工作。这个审稿过程可以帮助你了解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你可以通过阅读一篇论文,提出审稿意见,然后阅读其他审稿人的评语和推荐意见。此外,如果论文进入了R&R阶段,你就可以了解作者是如何在修订论文的过程中进行操作。

Esther Duflo:好问题与好习惯

图片来自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作者:Esther Duflo

翻译:Ging Lam

本文翻译自Esther Duflo在2011年为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学术生涯中的女性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所做的演讲“How to Find the Right Questions

尽管我现在的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下文简称RCT)紧密相关,但实际上我并非RCT的首倡者,同时我自己也并非从RCT开始职业生涯。

当我还在MIT念研究生的时候,Michael Kremer(当时还是助理教授)已经进军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新一代RCT研究——亦即现在教科书里头著名的肯尼亚案例——以及和Abhijit Banerjee合作开展另一项RCT研究。

虽然我发现这个方法非常有前景,但我不认为这是作为研究生的我可以运用自如的一个方法。事实上,我在第二年研究生学期结束时,就收到了两份暑假工作邀请:Michael邀请我参与他的第二项RCT研究。当时Michael正在考虑是否要研究肯尼亚的妇女群体,而Abhijit则建议我和他一同对印度软件行业展开调查。我认为软件行业的调查项目更有可能成功,所以我选择去印度。这么一来,我就错失了第一次在RCT上大展身手的机会。我显然没有看好RCT的发展趋势。

用实地实验对抗贫困:诺贝尔奖获得者掀起的革命

作者:Vincent Pons

翻译:Ging Lam

本文翻译自Vincent Pons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斯蒂格勒中心(Stigler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官方博客Pro-Market所撰写的文章“Fighting Poverty With Field Experiments: the Nobel Laureates’ Revolution。”

在学生时代,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Vincent Pons就立志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那时正和Esther Duflo一起在摩洛哥完成一个研究项目。以Duflo为代表,今年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成功普及了一种崭新研究方法。它既基于科学的严谨性(scientific rigor),也包含对人们的接触和倾听。

后真相时代的公共社会学:对抗假新闻和新闻审查的Project Censored

图片转自DAILY BEAST

Project Censored,一个致力于监督媒体的非盈利组织将他们工作目标定位为揭露“没有成为新闻的新闻及其原因(The News that Didn’t Make the News and Why)”。该组织认为,教育民众充分认识何为真实和自由的新闻及其对民主自治之重要性,是一项必要而崇高的使命。秉持这样的使命,Project Censored在过去的40多年不仅竭力揭露无数阻碍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还鼓励和支持各种独立的新闻调查报导。与此同时,Project Censored借助其运营的网站、广播和出版物,为提高媒体职业素养和培育公众批判性思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平台。回顾Project Censored发展历程,以媒介研究著称的Sonoma State University社会学系荣休教授、Project Censored创始人Carl Jensen(1929—2015)功不可没。UC Berkeley社会学家Michael Burawoy曾在一系列演讲中称赞Project Censored,称之为公共社会学的典范。

2019年,Project Censored年度报告选题为“抗击假新闻入侵(Fighting the Fake News Invasion)”。通过这一报告,我们似乎看到当今在社会成员互不信任的后真相时代,公共社会学可以做些什么。

教育研究的英雄:James Coleman的非凡一生

作者:Sally B. Kilgore

翻译:Ging Lam

本文系Education Next杂志纪念《Coleman报告》发表50周年的系列评论之一。

如果仅从早期教育经历来判断,James Coleman能同时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和若干最有影响力的教育研究著作的作者,这不得不说是令人吃惊的!

Coleman于1926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然后到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上学。在那里,高中教育几乎没有激发他任何对学术兴趣。甚至可以说,除体育运动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活动对Coleman具有吸引力或挑战性。

Coleman青年时期曾在军队服役,退役后在普渡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学位,往后是到伊士曼·柯达公司工作。然而这项工作远没有满足Coleman的求知欲。工作两年后,他转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后来在一本尚未出版的简要自传中,Coleman如此写道:“我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决心给教育系统‘最后一次机会’。我觉得,我上高中和大学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我的老师们坚持不懈地向学生传播知识,可他们当中没有人(除了普渡大学的两位老师以外)对我以及对我如何回应他们的知识有兴趣。”

在研究生阶段,他选择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我决定回到学校,要么专攻物理化学——这是我在本科时特别喜欢的课程;要么专攻社会心理学——这是我在罗彻斯特大学上夜校课程时开始感兴趣的课程……我最终决定选择后者,因为我认为自己相对懒惰,所以选择了对我而言内在兴趣更大的领域,这样便可以在一生中都能吸引我更大的注意力。”

事实证明,给哥伦比亚大学“最后一次机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Coleman于1955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一年后便进入芝加哥大学任教。1959年,他搬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那里,他成立了后来的社会学系,并于1973年再次返回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尽管Coleman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教育机会均等》,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Coleman报告》,但他的“思想胃口(intellectualappetite)”从来都是惊人的。

“Coleman丝毫没有固守单一的研究和学术议程,”Barbara Schneider如是说。Schneider是《重新设计美国教育》的作者之一。“他的兴趣浩瀚无边,他对知识的追求之广和涉猎之深,只能用惊为天人来形容。”除了教育研究,Coleman还开创了数理社会学研究领域,既为理解社会中的权力问题提供了新的模型,也为人类行为建立了一个经得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双重检验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