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通俗历史小说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思潮滥觞的时代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些为帝王将相正名的文字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主奴尊卑、领袖崇拜乃至家长制价值观的默许和认可，而二月河则是这类价值观的代言人。我认为这样印象是严重误读。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认为二月河非但与这样的浅薄印象南辕北辙，其身上更是展现一种在中国文坛异常难得的开放、包容、自信乃至裹挟着朴素自由主义人格的知识分子气质。

诸位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不妨从以下二月河访谈的摘编中自行判断。

2004年《人民网》访谈：文坛上没有不落的太阳

问：您喜欢读什么书？哪些书对您影响大？

答：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史记》等一些历史传记都喜欢读，最喜欢的是《聊斋》。还喜欢伏尼契的《牛虻》，托尔斯泰的《复活》与《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普希金的诗歌，泰戈尔的诗歌，莱蒙托夫的诗，非常喜欢马克吐温的文章。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受《牛虻》影响很大，文革后，接触到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就被他俘虏了，我认为莱蒙托夫比普希金更好，他是新诗歌的鼻祖。 你一定要读读莱蒙托夫的诗。

……

问：您是一个名作家，这就注定您与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些不一样。您做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在创作与生活中一定有许多矛盾，是吗？

答：我们这个家是各干各的。我的女儿、夫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学业，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谁也不依赖谁，彼此都有足够的自由空间。 我夫人是铁路局的三八红旗手。我的女儿是军人，现在读军校。她也读我的书，不过因为她还年轻，可能对我的小说的内容不一定感兴趣，她爱读琼瑶、三毛的作品，但这并不防碍我跟我女儿的感情，我很爱她。我的女儿和夫人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图片转自Nature,版权属于 Jozef Micic & Getty

我平时翻阅Nature期刊，除了不时关注社会学论文，还时常阅读职业论坛(Career Column)栏目的文章。这个栏目经常刊登资深科学家的学思见解、青年学者的职业困惑以及科研管理技巧等小短文，对我这种“科研初级选手”而言十分具有启发性。我计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译介这个栏目，并取名为“写给青年研究者的信”。这个题目借鉴自朱敬一院士的著作《给青年知识追求者的信》和《给青年知识追求者的十封信》。希望这一系列译介文章能和朱院士的著作一样，起到启迪的作用。

原文来自Nature子栏目Career Column

作者：Andrew C. Johnson, John Sumpter

翻译：Ging Lam

Nature主编按：你所取得科研成就的数量和质量之关键，取决于你如何有效地管理你的科研时间。资深科学家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C. Johnson)和约翰·萨默特(John Sumpter)列出一系列简单步骤，为青年研究者改善他们的时间管理提出建议。

科学家经常表现出对研究的无限热情，并且长时间沉浸于工作。然而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不必然要成为工作狂。如果你试图同时完成太多的任务，其结果可能是你会被“迎头赶上”的无望感所压倒。从我们作为科学家和导师的经历来看，以下是一些关于如何更好地管理科研时间的建议。

图片转自端媒体

李静君教授新著《全球中国的幽灵：非洲的政治、劳动与外资》荣获今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列文森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该书是第一本以中国援非投资为主题的著作，引起学术界对中国资本的全球活动现象的广泛关注。

原文来自Asian Review of Books

翻译：Ging Lam

一直以来，媒体舆论中有关中非关系的主要论调都显得相对浅显而幼稚。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如今已毫无疑问属于经济大国，其贸易和投资不断跨过领土疆界而进入到全球市场。可见一方面，中国由于产能过剩，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和领地，以确保获得足够的自然资源和维持经济机器的运转；另一方面，西方自冷战结束以来从非洲撤离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本身，而中非关系可以置于非洲主体情境中来理解——非洲渴望摆脱边缘化，渴望拥抱被发展、投资和资本占有的全球化时代。

但今天的中非关系能否被理解为中国的国有资本及其国有企业影响下的结果？许多所谓中国专家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确，中国是非洲的真正投资者，尽管仍然微不足道——其投资额与其他西方大国相当——但与几十年前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可以推论，非洲国家对中国资本的不同限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

原文来自《经济学人》

翻译：Ging Lam

很少有经济学家声敢称他们的研究成功扭转了专业领域的基本观念，或者改变政府那些利益攸关的政策。3月16日不幸离世的经济学家Alan Krueger就能够做到这两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Krueger和另外一名经济学家David Card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成功挑战了经济学标准模型（standard models），认为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导致就业率的下降。1995年，Krueger更在其开创性著作《迷思与测量（Myth and Measurement）》中进一步总结了这项研究。学界一时异议四起，批评者攻击他们的研究动机、数据来源和分析可靠性，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两人的研究是有道理的。他们的研究工作改变了经济学科和公共政策。这正体现了Krueger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不朽职业成就。

原文来自MIT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

翻译：Ging Lam

Angrist的论文为他在哈佛大学谋得教职。在不久之后的1991年，Angrist和Krueger发表了一篇关于教育和收入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是自然实验教科书上的经典范例。他们的研究观察到，许多州在小孩满六岁的那年强迫他们上学，并要求他们在过了十六岁后才能离开学校。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辍学者都在学校里度过相同的时间: 12月出生的孩子在临近6岁的那年9月就可以上学，这时年纪只有5岁加上3/4岁；而一月份出生的孩子则是过完生日后的9月才入学，实际年纪到了6岁加上2/3岁。

因此，对于出生月份晚于9月的辍学者，他们开始上学时年龄更小，也就意味着在16岁之前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教室里——事实上，平均而言这些人受教育的时间更长。于是，Angrist和Krueger研究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间的出生数据，发现人们如果拥有额外一年的教育，年收入要增加7.5 %。这项研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16岁辍学的人是随机按出生月份而被“分配”到了不同程度的教育，这就好比是一项自然实验。

Angrist擅长发现许多不同的“工具”来构建自然实验，并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借鉴。这回该考虑另一个问题:班级规模如何影响学生成绩？

原文来自MIT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

翻译：Ging Lam

Josh Angrist是一位声名远扬的自然实验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并不在实验室工作，他在麻省理工学院E52大楼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那里最突出的摆设是一辆靠在墙边的自行车。如今52岁的Josh Angrist看起来身材精炼，具有运动干劲，肤色呈现棕褐色和灰色。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在早上骑着自行车去学校。近年来，他经常和只有他一半年纪的车友相约周末到山地车道去竞速游玩。

正是这个看似不正式的地方，Angrist建立了一个虚拟的经济学实验室。在这里，他可以对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做出精确的回答。和其他学者一样，在能够且应当模仿实验条件来进行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思路上，Angrist可谓伟绩丰功。尽管一些微观经济学家的工作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做出大量假设的模型基础上，但是Angrist只使用经验数据来阐释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回顾一下Angrist最近一直思考的问题：上高中的效用。为了评估学校对学生的作用，一般人想到的是比较考试分数、毕业率或大学录取数据。然而问题在于，那些顶级学区可能会吸引更大比例的富裕家庭，而来自这些家庭学生在功课准备上通常更充分。如果研究者不能随机分配不同学生到各个学校，他便不能回答学校对学习成绩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