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任的社会学系主任临时更改博士生中期考核要求，将上学期已经完成的考试作废。新试题有一项是让我们枚举当代中国转型研究的新概念和新理论。

我现在正为博士论文写作手忙脚乱，就随便找了五本著作，应付一下。。。

当代中国研究从来不是国际社会学的主流，中国转型更不是国际社会学关切的议题。以美国社会学会会刊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为例，2004-2018年已刊发的论文中仅有10篇涉及中国问题，这10篇论文中甚至还包含两篇comment article而非research article。以应邀综述称著的Annual Review出版社也并未对中国问题有兴趣，1990-2018年刊发的669篇论文中只有4篇以中国为主题。美国社会学三大刊的另外两本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Social Force近10年涉及中国研究的论文分别为14篇和15篇。这个出版情况说明，只有极少量的中国研究论文得以在国际社会学的顶级期刊发表。以此类推，包括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在内的绝大多数当代中国研究对人类学术知识的积累尚谈不上有深刻的影响。(老觉得全世界重要社会科学家都在研究中国的人，要么对国际学术发表有什么误解，要么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几篇文献。。。)

但就社会转型这个议题本身而言，中国转型研究并非独树一帜。从ASA提供的注册会员信息来看，从事社会转型研究的学者为数可观，大部分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生命历程。以任教于北美和欧洲高校的社会学者为例，他们包括研究坦桑尼亚社会转型的Ron R Aminzade，研究巴西社会转型的Anthony Pereira、Luisa Schwartzman，研究韩国社会转型的Jaeeun Kim、Gi-Wook Shin，研究拉美社会转型的Larry J. Diamond、Miguel Centellas，研究波兰社会转型的Geneviève Zubrzycki，研究捷克社会转型的Paul Froese，研究俄罗斯社会转型的Deborah Kaple，研究匈牙利社会转型的Iván Szelényi等。目前活跃于国际社会学界关注中国转型的中青年则是Eli Friedman、Bin Xu、Ethan Michelson、John Aloysius Zinda等。

以下简要介绍我随手检索到的五本著作：

1.State-Led Privatization（国家牵引的私有化）

Julie Zeng（2013）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私有化经济的出现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她认为过去研究把近30年中国私有化经济腾飞视为一种自发的行为是不合理的解释。私有化经济成份在全行业的涌现实际上是经过精心谋划的、有明确时间表和可度量私有化比重的国家性行为。这个过程之所以由国家引导，目的在于把市场限制在党的可控范围之内。通过在沈阳、上海和厦门三城市对民营企业进行田野调查，Zeng细致考察了中央领导层、基础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多层级互动关系，这一关系形塑了中国私有化的基本轮廓。一方面，当地的经济结构和干部考核体系提升了地方官员实施私有化的积极性，于是在应对私有化反对势力上，地方官员能坚决针对各种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和反征地运动采取强而有力的压制手段；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同时也提升对各种舆论的反应能力，能在政治控制环境出现变化后对地方官员进行调整。总而言之，中国的私有化经济出现及其发展是国家引导下的结果。

整理自“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Erik Olin Wright

一、中心问题：作为非极化（nonpolarized）的阶级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在马克思的阶级结构分析框架下何以存在？

1、马克思主义者在没有放弃两极化阶级分析框架的情况下尝试作出回答：

• 第一种情况，高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必定是两极分化的，中产阶级严格来说只是个意识形态幻象（ideological illusion）；

• 第二种情况，中产阶级被视为其他阶级的一部分，典型的说法是“新小布尔乔亚（New Petty Bourgeoisie）”或“新工人阶级（New Working Class）”；

• 第三种情况，中产阶级确实是一个拥有自己权利的新阶级，既区别于布尔乔亚，也区别于小布尔乔亚。如Gouldner的“新阶级”；

• 第四种情况，处于流行标签“中产阶级”下的社会位置并没有一个实体。

2、这些分析一来抛弃了马克思阶级关系分析的传统而转向了统治关系的分析，二来只是含蓄地承认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能替代方案。

这是Dalf Dahrendorf等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办法，此外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尤其是保留马克思本人分析传统的前提下。

整理自“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Dalf Dahrendorf

一、问题

1、阶级和阶级冲突是工业社会的特征吗？

2、阶级和阶级冲突是工业生产的结果吗？

3、阶级和阶级冲突是工业社会最近才有的现象吗？

4、工业社会的冲突，真的是阶级冲突吗？

“文革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五十年来，众说纷纭。此书通过对清华大学文革史个案的深入研究，阐述了有创见性的新理论。他提出，文革是一场向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两个特权阶层宣战的政治运动，表达了争取社会平等的政治理想。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也正因为文革的派系斗争，才使得本来分化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能够重新联手，从而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统治阶层—红色工程师。本书论证材料丰富，分析精辟细致，对文革所涉及到的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提出独到见解，不愧是一部经典之作。”

第三章 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1958年以后，蒋南翔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决定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每个人都要把勤奋攻读学业和政治积极活跃结合起来，清华要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从长远来看，中央的“红专”相结合的政策成为阶级和解的处方，它鼓励政治精英累积文化资本，文化精英累积政治资本，由此产生一个在阶级秩序的政治和文化支柱都有所建树的“新阶级”。

一、精英的再造和汇聚

1、两大精英世界交叉处 的红色专家

• 1949年以前只有极少数的中共知识分子联系着昔日知识精英和新政权政治精英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地理上一个处在农村根据地而另一个处在城市，在社会等级上他们则位于共产党干部和城市知识阶层这对立的两极，有着不同的学历资格、文化和价值体系。
• 1949年以后中共接管了城市，两大世界发生了碰撞，有知识的党员仅占据着极小而又特殊的一个社会空间。但这个交叉部分的群体在稳定地增长，中国精英学校培养出来的红色专家扩大了它的队伍，而原先他们来自两个世界中的其中一个。

2、资格认证制度 作为精英再造和汇聚的机制

• 学术和政治两个资格认证制度为精英家庭再造其优势提供了机制，这个机制也提供了一种出“资本继承”以外的“资本转换”渠道，即利用一个领域积累的资本去获得另一个领域的资本。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最重要的资本转换策略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之间；
• 无论是新旧精英家庭，他们要想保留其优势地位 只能通过策略和勤奋，在学术和政治两个机制内竞争胜出。两大制度也不排除非精英人士，反而还依据阶级路线基于非精英家庭的子女更多的机会。但革命干部家庭可以给侄女提供革命事业的信心、政治关系的处置知识以及特权通道，而知识分子家庭则拥有大量学术竞争中无价的知识学问。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两种类型的家庭都能为子女获取另一种资本提供渠道。两大制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 掌握政治资本在获取文化资本上的便利在于：

      升学考试要评估政治教条；

      申请要考虑个人的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

      还有各种专门为干部设立的特许学校，只考虑政治是否过关；

• 掌握文化资本也为赢得政治资本提供了便利：

      精英学校获取政治资格的机会要大一些；

      政治标准中内涵着文化水平的评估；

      有文化才华的人在政治积极性的表现方面具有优势；

两个资格认证制度不仅培养和促进了政治与文化精英的再造，还通过提供资本转换机制使得两大精英全体逐渐汇聚。

3、教授党 的形成

蒋南翔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两肩挑”的干部选拔，即提拔那些既能够实施学术领导，又能够担任政治领导的干部。

“此项关于在中国建立和培养一支精英技术官僚队伍的研究，就如同一部讲述共产主义革命兴衰的编年史。安舟深入探索了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近年来常被忽视的权力结构问题，且细致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对新旧精英融合具有讽刺性的促成作用。”

第二章 阶级权力的文化基础

一、1949-1966年教育政策的反复变化，反映了专家治国的倾向和激进的平等主义倾向之间的震荡

1、新政权创造的教育制度是高度集中、唯才是用式（meritocracy） 的制度，这一制度模仿苏联被设计出来以迅速培养一大批技术专家，好向共产主义工业化出力；

2、中共共产党又坚决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夺取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之后，要通过教育等手段来消除“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尽管这种追求很快被苏联抛弃了，毛泽东对这种精英性质的苏联模式感到不安，决心阻止中共昔日知识精英再生产其阶级优势。其表现就是50年代末毛泽东领导下的“教育革命化”这种激进的规划，以图逐步削弱和破坏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英文版和中文版差不多价钱,中文版69元，英文版折合人民币60来块。在美国亚马逊上，有超过84%的读者给出4星以上的好评。而且许多研究贫困与阶级不平等的重量级学者都给出了积极评价。这就是帕特南2016年出版的新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台湾的翻译是《阶级世代：穷小孩与富小孩的机会不平等》）。

我大概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读完（国内简体中文版翻译得非常好，推荐购买），并完全认同纽约时报书评的判断“《我们的孩子》属于任何关注机会平等的读者都应收藏一本的书”，其引用文献之精确、案例分析之详细、道理之隽永、语言之朴实无华，贵为公共写作之典范。哈佛大学校级讲座教授William Julius Wilson就评价道，“帕特南清晰地抓住了美国社会的动态变迁，即年轻人当中扩大的基于阶级的机会不平等。那些底层阶级家庭不断缩水的生活机遇和上层阶级不断扩大的资源在此书中有鲜明的对照。书中还提供了我们作为一位国民应对这种趋势可以做些什么的建议。帕特南的新书对于那些关心我们孩子未来的美国同胞来说是必读书（must-read）！”

与英文原版相比，大陆简体中文版封底还印有5位学者的推荐语。除甘阳以外，其他四位学者我认为他们至少是翻阅过这本书的。而甘阳“粗枝大叶”的推荐语我觉得可以印在帕特南任何一本书，我认为这样的推荐语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下文是我对《纽约时报》书评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