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的Castells十则人生故事

整理编辑自《与Castells对话》，巨流图书有限公司（文中部分材料补充自这本书的导论和其他零散论文）

• 青年时期政治倾向，反对弗朗哥独裁政权

Castells于1958年在巴塞罗那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双学位时，被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吸引，加入了当时各学院师生秘密组织反对西班牙独裁的弗朗哥政权的团体。他们成功地在几所大学和工厂组织了大罢工，但许多师友被逮捕入狱和拷打刑讯。Castell非常幸运，穿越边境逃流到了法国。

• 第一次被驱逐出境，到法国开始求学人生

Castells到达法国境内后，在无政府建筑工人组织帮助下，获得了政治难民的身份庇护。随后他注册入读巴黎大学索邦校区（Sorbonne）的法律和经济系，并顺利取得公法与政治经济学学位。Castells认为只有在学术界才能取得工作的自由，他四处打听有哪位学者做“劳工阶级社会学”，最后找到了法国社会学新星、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s）的Alain Touraine教授。Castells一心想做的选题是关于西班牙阿斯图里亚（Asturias）矿工大罢工。

• 父亲般的博士导师，但不许自主论文选题

Touraine是当时法国社会学界已声名鹊起的新秀。他是史学训练出身，洞悉历史、文化与政治；同时他理论素养极高，熟悉好几种异国语言，能在各种复杂精致的理论中来去自如。Touraine雄心勃勃，目标是创立新的社会学理论学派。Castells在Touraine的支持下，拿着优渥的薪水在研究中心工作，并被鼓励利用一切资料做博士论文。但Touraine运作机构的经费来自巴黎政府，前提是进行一项颇为无趣的研究：巴黎都会区工业区位模式的统计分析。当然Touraine完全没有兴趣，但研究中心需要这笔经费，所以Castells不得不担任研究助理。然而真正令Castells倾心的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是可以与政治变迁沟通的世界语言，反而觉得手头的研究是进入资产阶级都市社会学的阴谋，最终会使自己落入资本主义技术官僚制。Touraine给Castells的意见非常坚决：要么踏上成为都市社会学大家的光明大道（法国没有多少都市社会学家，确实可以大展宏图），以研究经费脱贫；要么滚蛋，与Touraine脱离师生关系，博士资格也岌岌可危。拖家带口的Castells最终还是从导师之意。事后证明，Touraine确实是一位极度负责任的导师，在知识、学术生涯和平常生活上处处维护和提携Castells。

• 意外进入都市社会学，与未来巴西总统共事

Castells很快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内容是对巴黎地区工业厂商区位策略做统计分析，并发现了高科技公司的选址和营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24岁的Castells被Touraine安排到巴黎大学南特尔校区（Nanterre）做社会学助理教授，与Henri Lefebvre、Michel Crozier和Fernando Cardoso成为同事。Fernando Cardoso于1995-2003年担任巴西总统。

• 离不开学运关怀，被二度驱离出境

在学校里，Castells接触到当时还是学生的欧洲绿党领袖Daniel Cohn-Bendit。而校园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读书会处处盛行。当时欧洲的大规模学运的导火索——法国五月风暴就是起始于Castells所在的学校（据说就是从Castells所带的那个班的学生把书桌从高楼窗台推下去开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校园内外充斥着快节奏的、毫不停歇的知识和政治辩论。但法国政府出手迅猛，把学生运动牵制下来，政治革命最终奔溃了。Castells在最后一次示威中被警方逮捕，才任教没满一年就被驱逐到日内瓦（Castells自称有了第一次乘坐飞机的经历）。

• 学运带跑的青年生涯，再三被驱离出境

到日内瓦后，原导师Touraine伸出援手，给Castells介绍了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短期工作，缓燃眉之急。这份工作是到智利天主教大学教方法论，正合Castells心意。天主教大学也给了Castells客座教席。然而好景不长，1973年智利军官Augusto Pinochet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Castells被禁止入境，此时他刚满31岁。

• 先到加国后返法国，博士导师协助重返学术界

Castells一方面不能回到智利，另一方面也得不到南美其他朋友的援助。因为像Fernando Cardoso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被巴西军方驱逐了，军方介入了高教系统。最后还是博士导师Touraine引荐，Castells取得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教席。没隔多久，Touraine还说服法国政府，让Castells回到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博士生方法论课程，并拿到副教授终身职。

• 学术成绩方见起色，学术挚友惨痛自杀

三十岁以后，Castells打算进行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把马克思主义、都市社会学和Touraine的社会运动理论结合在一起，娴熟地分析经验资料，出版了第一本社会学专著《城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这本书一炮而红，在全球范围内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斩获各类社会学研究会大奖，成为新都市社会学奠基文献。而在巴黎大学教授政治理论的Nicos Poulantzas也成为Castells的知识密友。两人情同手足，在学术上心心相惜相互支持。然而这位富于激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家却在1979年选择跳楼自杀，Castells悲痛欲绝不能自已。

• 美国高校抛来橄榄枝，学术地位步步高升

Castells成名以后，美国多所高校迅速发来邀请，欲聘任其做客座教授。这些高校包括量化大本营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和波士顿大学。经过这些学术活动，Castells认为美国的学术氛围和自己的风格取向非常接近。此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提供了一个诱人的席位，力邀Castells到美国讲授都市社会学。于是37岁的Castells成为该校正教授，不久后写出《城市与底层（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斩获1983年美国社会学会的C. Wright Mills大奖。90年代以后，Castells转入资讯社会学领域，写出了有关网络社会的新禧年三部曲。截止2016年，Castells的论文和专著在Google Scholar上的引用率高居前5，是当代最富盛名的社会学家之一。

• 与Bourdieus的关系，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以Bourdieus那种霸道学阀式的作风，大家应该猜到Castells和他的关系。Castells曾讳莫如深地表达过这样的意见：“没有Touraine，我永远无法在法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压抑下存活。比如说，Bourdieus就曾试图在专业上毁了我”。

有趣的是，Castells与中国颇有渊源。他不仅是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学重建之时，最早被翻译和引介到本土的西方社会学家（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学者！！！），还是对中国信息产业决策影响最大的外国社会学家（参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的采访《信息时代如何改变生活——在大洋彼岸与虚拟世界哲学家卡斯特对谈》(于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网络社会第三卷：千年终结》附录处重印)和《南风窗》2005年的采访《给市民社会一个生长的空间：专访西班牙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

早在1987年，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Castells应中国国务院之邀,和另一名斯坦福大学的合作教授，即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Martin Carnoy，对中国科技产业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这项研究虽说是独立研究，不拿中国政府的酬劳，但是要将研究结果送交中国政府。所以中国政府方面提供了特殊的管道，让这两位学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北京、上海、西安、深圳、广州这些中国主要的发展城市；同时也让他们直接访谈了政府部门、跨国公司、技术公司以及银行等等部门机构。

在递交给中国政府的报告中¹，Castells指出中国政府对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和科技运用上的分析是有误的——“当时中国大陆认为自己有好的科学和技术，这也是错误的——这里确实有好的科学，有好的工程师与学生，但是没有好的技术，因为技术并不直接等同于科学，它需要科学来转化！”当时中国领导决策认为跨国公司要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把中国作为出口平台，因而将经济转型战略定位为模仿中国台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出口经济模式。Castells认为，西方跨国公司觊觎的不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是中国的市场。

• 首先，跨国公司不能带来先进的机器，因为中国的工业基础不够。
• 其次，中国的工程师队伍仍然不能满足跨国公司的业务需要，即精通国际特定大系统中某一软件和某一新设计。
• 最后，中国不能重蹈东南亚国家的覆辙，用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出口平台换资本，而是要用市场换技术，参与国际经济网络创造价值（“廉价劳动力在许多国家都有，以市场的开放来取得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技术当然也包括了机器和管理等方面！”）。

中国要迎头赶上，需要建立对内有活力的市场，对外则成为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的一员。

在这里笔者不得不啰嗦一句，Castells在30年前的判断如今已一语成谶。这是社会学的科学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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