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转自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 Africa Mining Plc）官方网站。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和赞比亚联合铜矿投资控股公司（ZCCM Investments Holdings Plc）为重新开发关闭13年的谦比希（Chambishi）铜矿而共同在赞比亚投资设立的矿业公司。谦比希铜矿矿区由主矿体、西矿体、底盘矿体和东南矿体组成，共探明铜金属储量500万吨，平均铜品位2.19%。
本文翻译自《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2014年第89期《全球中国的幽灵》。
作者：Ching Kwan Lee
翻译：Ging Lam
资本的类型
20世纪90年代末，外国投资如浪潮般涌入赞比亚。这使这个非洲国家进入了一个由全球资本利益集团、多党制选举以及通过资源民族主义表达典型民众不满所构成的竞争激烈的国家。然而，“外国投资”这一类别需要细分。在赞比亚，政府和民众对外国矿业公司的确定和批评，通常根据其起源的国家。其结果是，种族和民族性往往成为赞比亚人对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进行刻板印象分析的便利框架。根据母公司、创始人或大股东的国籍，本研究所调查的三家矿业公司分别属于中国、印度和瑞士。但是考虑到资本利益时，国家标签的隐藏意涵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例如，KCM公司在钦戈拉（Chingola）通常被称为印度公司，因为其母公司韦丹塔(Vedanta)在印度成立，并在当地拥有大型矿山和制造设施。但实际上，韦丹塔是一家上市的跨国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上市，其创始人和董事长通常在英国开展业务。KCM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与基特韦（Kitwe）的“瑞士”莫帕尼公司(MCM)没有什么不同，后者的母公司是嘉能可(Glencore)是一家总部设在瑞士的伦敦上市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业务遍及全球。
“中国投资（Chinese investment）”这个通用术语也掩盖了在地位多样性、资源丰富性以及与北京政府关系紧密性等方面均十分不同的等级制度。位于这一等级制度顶端的是中央国有企业和政策性银行。在其之下便是省级国有企业、不同规模的私营企业，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创业型或家族企业。我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国有资本（Chinese state capital）”，因此我调查对象是大约100家集中在赞比亚采矿和建筑业的中国大型国有或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这些资本约占中国在非投资总额的一半。在我看来，企业“所有权”(例如，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属性并不能代表企业要追求目标。例如，在非洲的建筑行业，中国的中央和省级国有企业完全可以与中国的私营企业一样，以利润为导向。
资本利益与其说是民族性或所有权的表象（appearance），倒不如说是具有政治上和社会学上的本质。我们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中国公司为谁的利益服务”？根据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我区分了赞比亚的两大资本类型:其一是中国国有资本（Chinese state capital）。如上所述，这些资本服务于中国政府确定的国家利益；其二是全球私人资本（global private capital）。这些资本服务于股东利润最大化利益。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资本的理想类型——应该强调的是各种资本，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必然意味着对经验案例的简化，而且绝不是对世界各地各种资本类型的穷尽概括。相反，我是从赞比亚铜矿和建筑业中实际存在的投资者群体来做解释的，这两种资本类型只是作为启发式工具用在这里，以揭示其各自不同的动力机制。接下来，我将从资本的三个维度——包括资本的积累逻辑（logics of accumulation）、劳动体制(labour regimes)和管理理念（management ethos）——来对中国和非中国企业进行考察，比较“中国国有资本（Chinese state capital）”和“全球私人资本（global private capital）”。我在文章最后一部分还论述了赞比亚的工人阶级在面对这两种资本时，可能遭遇的岌岌可危的生计和社会分裂问题。
累积的逻辑
赞比亚的目前所有大型矿区都是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持有和经营。其中，只有中国的NFCA公司是属于国有企业，其母公司中国有色金属矿业公司——下文简称CNMC——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龙头企业。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另外两家公司，KCM公司和MCM公司，分别属于韦丹塔和嘉能可。后者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巨型企业。2000年初，随着赞比亚私有化的实现，这三家矿业公司都在赞比亚投入生产。MCM先是收购了能生产高级纯铜的Mufulira矿，然后在2000年继续收购Nkana大矿。韦丹塔于2004年收购了KCM公司——它最初是向大股东英美资源集团(Anglo-American)服务——然后受到赞比亚的孔科拉深部采矿项目(Konkola Deep Mining Project)的利润潜力所驱动。孔科拉深部采矿项目是赞比亚铜矿业皇冠上的明珠。这两家公司的当务之急十分明确：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政府投资也必须带来利润。一位NFCA公司的高管警告说：我们不需要利润最大化，但我们确实需要获得一些利润。如果我们年复一年地亏损，国家是不会支持我们的。中国政府向CNMC公司提供了初始资本，但该公司必须通过挣得更大利润来再投资生产，获得生存和扩张。然而，在中国企业利润优化和利润最大化之间，存在着实现其它回报空间——譬如获得政治影响力以及资源原材料的机会。与上述私人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相反，我将把这种中国国家资本的积累逻辑称为“包容（encompassing）”。中国经济外交目前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外交重点放在石油、铜、铝和铁等中国缺乏的资源产品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重要的中国政府智囊团——将资源安全确定为未来十年中非经济战略的首要任务。在其宣传文件中，NFCA公司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中国海外资源开发的前线部队”。其中，铜的重要性体现在其交换价值(即赚取利润)和使用价值(作为中国工业所需的原料投入)。如今，中国国有矿业公司在国际市场上销售铜以获利。但是，正如NFCA的一位高级经理所预见的，“有一天，如果中国公司被禁运的话，那么中国公司当然只会向中国出售产品。”
中国人收购谦比希(Chambishi)铜矿的情况，就将这种独特的逻辑展露无疑。谦比希铜矿是最不赚钱的煤矿之一。据中国企业高管回忆，15年前，一个自称白人“老男孩俱乐部（old boy’s club）”——英美资源集团、嘉能可公司和第一量子矿业公司(First Quantum minerals)——主导着南部非洲的铜矿业，经营着最大的矿山，拥有最好的矿品。赞比亚政府的私有化团队不愿意将一座矿山移交给一家缺乏国际经验的中国国有企业。只有在一个优先投资者退出后，中国才被允许收购谦比希。CNMC的一位高级官员回忆道:
我们当初花了2000万美元买下了这个矿。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时买下它却是需要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的签名。我们最后买到了谦比希矿。但这座矿在当时连赞比亚本国人都不想要。因为它已经关闭了将近13年。当我们到矿场考察时，地下隧道已经坍塌。除了排水装置之外，所有的机器都被转移到了其他矿井。但我们仍然觉得这座矿很有吸引力，因为国际上认为这里低品位矿（矿品为2.1%）的品质仍然高于中国的（矿品为1%），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有一定的盈利空间。
他接着说，收购的过程还参杂着台湾因素：“在卡翁达时代（Kaunda era），中赞关系很好。但到了齐卢巴（Chiluba）统治时期，中赞关系一开始还好，但后来这位领导人后来开始与台湾打交道。多党民主运动民主联盟（MMD）甚至还邀请台湾参加投标。我们为什么后来要参与赞比亚的私有化改革，因为我们要与台湾竞争”。与台湾因素影响一个相关话题是中国争取在联合国要挣取非洲国家的外交支持。1971 年联合国决定让台湾退出，转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会员国加入。这里非洲的投票对中国举足轻重，这使得北京领导人格外强调非洲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
应对危机
在我所研究的三个矿场中，KCM公司和MCM公司目前拥有最大的两个，年产量分别为200000吨和117804吨。相比之下，NFCA公司所拥有的矿场年产量仅为26178吨。他们所雇佣的劳动力，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是中国公司的六倍多。然而撇开生产规模不谈，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所有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实现盈利。因此这三家公司的日常工作的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它们的母公司负责评估高级管理团队的生产指标，以使其专注于经济效益和生产目标，包括矿石吨位、矿石品位、回收率等——这些指标都在矿场的电子公告牌上显著加以公示。削减生产成本和实现生产目标是他们日常会议中最激烈争论主题。
尽管如此，三家公司也有着不同的需求——中国国有资本要实现全面积累，全球私人资本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导致了企业在危机时期实行截然不同的战略。2008年秋季当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赞比亚时，铜价从每吨9000美元的历史高位暴跌至每吨3000美元（2009 年第一季度）。随着KCM公司、MCM公司和其他主要矿场宣布大规模裁员，恐慌开始在铜矿带覆盖的地区蔓延。卢安夏（Luanshya）矿场——由以色列和英国共同拥有——宣布退出并永久关闭，MCM公司计划暂停穆夫利亚（Mufulira）矿场的生产。它们工人的集体协商被取消，工资被冻结。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国的NFCA公司反倒宣布了一项“三不”政策：不裁员，不减产，不减薪。NFCA公司以稳定生产的长期利益作为运作目标，并不对对铜矿价格的市场波动和股东的短期金融利益作出妥协。NFCA公司的表现，反映了中国企业在赞比亚的政治和商业目标。NFCA公司在此期间援引了维持“中赞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Sino– Zambian all-weather friendship）”的官方言论，并将这场金融危机转化为一个机会，为中国政府在赞比亚经济中发挥的稳定影响力而打造形象。CNMC总公司还收购了卢安夏矿场, 从而将生命线延伸到一个拥有10万居民的矿业城镇。这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在向赞比亚官员强调他们愿意帮助解决矿区乡镇居民失业问题的同时，中国高级管理层认为这场危机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CNMC总公司的一位高级代表解释道:
我的经营判断是，铜矿的价格只会暂时受挫，因为中国仍在进行转型，仍将需要铜矿资源。此外，我还想翻新卢安夏矿场，安置上新的机器，以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它以前技术已经非常老旧过时了。但它比穆夫利亚的露天采矿场更具有具有盈利的潜力。
另一个反转现象出现在股市崩盘之前。2008 年初，当世界铜矿价格上升至投机驱动的峰值时，赞比亚政府试图从中征收暴利税（windfall-profit tax）。这引来了包括KCM和MCM在内的主要矿业公司的坚决反对。因为该法案规定，当铜价飙升超过一定水平时，要向企业征收75%的税率。MCM公司的一位高管回忆，2008年7月，他与卢萨卡政府进行了几次紧急会议。他手头持有的统计数据显示，该法案生效一个月后，MCM公司已从盈利变成亏损。MCM威胁要关闭其在穆夫利亚的业务，而卢萨卡政府则加大赌注，声称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找到其他买家。历史记录显示，只有NFCA公司和其他一家矿业公司遵守了新的税法，直到赞比亚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后废除了这项法案。同样地，在2011年赞比亚大选后不久，由爱国阵线掌权的新政府将矿产特许权税从3%提高到6%，NFCA公司没有表示反对，而其他矿业公司则攻击新政府的，声称其做法对生产造成了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