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Censored，一个致力于监督媒体的非盈利组织将他们工作目标定位为揭露“没有成为新闻的新闻及其原因（The News that Didn’t Make the News and Why）”。该组织认为，教育民众充分认识何为真实和自由的新闻及其对民主自治之重要性，是一项必要而崇高的使命。秉持这样的使命，Project Censored在过去的40多年不仅竭力揭露无数阻碍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还鼓励和支持各种独立的新闻调查报导。与此同时，Project Censored借助其运营的网站、广播和出版物，为提高媒体职业素养和培育公众批判性思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平台。回顾Project Censored发展历程，以媒介研究著称的Sonoma State University社会学系荣休教授、Project Censored创始人Carl Jensen（1929—2015）功不可没。UC Berkeley社会学家Michael Burawoy曾在一系列演讲中称赞Project Censored，称之为公共社会学的典范。
2019年，Project Censored年度报告选题为“抗击假新闻入侵（Fighting the Fake News Invasion）”。通过这一报告，我们似乎看到当今在社会成员互不信任的后真相时代，公共社会学可以做些什么。
本文译自年度报告的发刊词《后真相世代的两难困境（The Post-Truth Dilemma）》。
作者：Abby Martin
翻译：Ging Lam
Trump令人吃惊的胜选使一贯顽固的华府陷入了混乱，他们把Hillary的历史性失败归咎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包括我。
没错！美国政府在那份关于俄罗斯涉嫌干预大选的情报报告中，将矛头指向了我在“RT American”电视台的节目“Breaking The Set”，指责我煽动“激进的不满情绪”，导致Hillary败下阵来。其实我的节目早在大选前两年就结束了。
节目的评论内容并无关俄罗斯或普京，而是诸如压裂采气对地下水的污染、贫困、种族主义和地区战争等选题。美国情报机构真正的意思是，我们报道这些问题对美国民主构成了威胁，活该被诋毁为邪恶的“俄罗斯宣传”。
我们这一代人已深刻意识到企业化媒体1垄断新闻来源并迫使人们接受的危险。这些媒体往往鼓吹布什主义（即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正是这些问题导致美国公民在2016年大选期间对企业化媒体的信任创下新低。但是，当Trump声称各种披着“自由媒体”外衣的企业化媒体在不断对他进行诋毁时，人们对企业化媒体的态度突然变成了一个党派站队问题。
如今群体谎言比比皆是。一切都被视为“假新闻”，如果它没有赞扬我们选出的领导人——或者如果它反击了冷嘲热讽的专家意见，就被视为“俄罗斯宣传”。支持的声音从桑德斯，到美国橄榄球联盟的抗议，再到对全国步枪协会的异议等所有事，都被指责为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比如在这种颠倒是非的现实中，第三党总统候选人Jill Stein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被斥谪为“俄罗斯方面的谈话要点”。
民主党拼命指责俄罗斯，为他们自己的制度性失败开脱责任。然而在这个犹如“法西斯主义”的新时代，他们建立了同样的情报机构，对穆斯林国家的非法酷刑和无休止的战争进行监视，意图充当“反叛领袖”。并且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坚持讨好共和党的策略，已在前情报官员和军队成员数目方面创下了纪录。
在此期间，一个华盛顿智囊团参与了这场新冷战的战斗。这个智囊团就是民主保障联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其子项目 Hamilton 68 Dashboard致力于在线追踪俄罗斯网络喷子。尽管该项目组没有透露其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结果却得到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奇怪的是，联盟的顾问委员会却是由利用俄罗斯恐慌而牟利的、早已名誉扫地的既得利益者组成的。几场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们”——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土安全部部长Michael Chertoff、《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的合著者、美国CIA前局长Mike Morrell以及臭名昭著的新保守主义战争贩子Bill kristol——正再次愚弄美国人民。
媒体巨头们表现得好像只有他们在反对Trump一样，然而他们恰恰是贡献了近50亿美元免费广告帮助Trump当选的人。这些企业化媒体表现出好像Trump或Jake Tapped提出任何批评，就是对他们新闻自由的冒犯。但他们对维基解密Julian Assange被任意拘留、以色列在加沙处决记者，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压制记者和出版商的事件，保持了惊人的沉默。
这些记者们宣称Trump是危险和精神不健全的，但他们却没有因为任何挑战权力或腐败的事情提出抗议。事实上，每当Trump开始新一轮鲁莽的战争轰炸行动，把我们的税款拱手交给战争牟利者，援引对削弱美国地位国家的制裁，或对所谓的敌对国家发出交战威胁时，他们都会高唱两党赞歌。
诉诸媒体的现行的道德标准是行不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新闻业只不过是一个广告业。在这个星球正面临着几场毁灭性环境灾难的紧急时刻，我们的新闻媒体却甘受银行机构、武器承包商和石油公司的补贴和审查。
利益冲突是如此明显，以至在Trump轰炸叙利亚后，除了国防承包商和主张战争的军事将领在新闻轮流出镜外，各网络媒体甚至还为雷神公司的战斧导弹开设了互动节目。
那些声称属于纪实性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本身就是最大的“假新闻”传播者之一。他们不仅为帝国主义行径做公关，还联手造成了致命的后果。但他们的初级合作伙伴，包括Vox、Daily Beast和Arid Vice，在为千禧一代重塑帝国主义宣传形象方面却做得极其糟糕。当他们试图在当今主要外交政策问题上步调一致时，人们很容易就发现其中的猫腻。
正当西方媒体蔑视Russia Today和teleSUR等由国家资助的敌对媒体“遵循政府路线”时，美国企业化媒体机器却直接向五角大楼的鹦鹉学舌，充当国家的“尽职机构”。它们作为帝国权力的喉舌，告诉人们该把谁视为敌人: 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叙利亚、俄罗斯和中国——并非巧合的是，所有这些国家都独立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
显然，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在全球建立了超过1000个军事基地，并几乎在每个国家都外派了军事人员。它通过残酷的军事力量维持其经济秩序，并对无数国家进行干预，篡夺其民主进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的这些年里，美国至少干预了57次世界各地的政治自决，以保护西方商业利益的安全。这些干预活动从拉丁美洲到亚洲、非洲、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
尽管美国扮演着地球道德仲裁者的角色，但它为世界上70%以上的独裁政权提供武器和训练。但在企业化媒体上，这种讨论永远不会被允许。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广泛的反对战争的声音，但人们往往只听到几个狭隘的立场。所谓的正邪辩论只是延续了压迫的等级制度。
在“精英媒体们塑造和殖民这个星球”的背景下分析每一个问题，构成了我节目“Breaking The Set”的叙事。我走过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经历过委内瑞拉的致命抗议活动。从军事化的美墨边界到哥伦比亚的前线毒品战争，我亲眼目睹了美国媒体和政府如何在全球问题和事件上撒谎。实地的真实场景则是与大多数美国人能从媒体中看到的、听到的和阅读到的故事完全相反。
所有的企业化媒体都在发布同样的报道——那些为战争机器的利益服务的报道。要替代从全球冲突中获益的企业化媒体霸权，我们需要建立真正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的基层信息生产和传播模式。
Project Censored的价值在于，它坚定不移地为公众游说，揭露企业化媒体试图掩盖的故事——那些能够激怒、启发和导致变革的故事。今年的选题突出报道大型制药公司造成美国阿片类药物在流行病治疗中的泛滥，而这种流行病每天导致100多名美国人死亡; 美国政府在宣布全民医疗保健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仍有21万亿美元的费用支出不知所终; 以及对代表世界土著社区的保护自然的法律权利的承认。揭露帝国主义的宣传并呈现真相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如加强社会运动，停止战争，推翻世界上权势阶层。
2018年是寡头们试图扼杀替代性媒体和对抗性报道的开篇。媒体巨头和政治家们正在寻找新的方式来审查几乎所有网络平台上的独立新闻，或者打击“假新闻”和“外国宣传”。对于面临这种新攻击的说真话者和研究人员来说，“被审查项目”及其年度著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将需要被了解和努力调查的关键问题摆在台面上来，是“后真相”时代每一个人了解社会真相的基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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