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译自社会经济高级研究协会(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简称SASE)的访谈报告。
翻译：Ging Lam
社会经济高级研究协会采访了第一届经济社会学Alice Amsden奖得主李静君（Ching Kwan Lee）教授。
SASE：你的知识体系主要受到谁的影响？
李静君：E.P.汤普森，卡尔·波兰尼，米歇尔·福柯，雷蒙德·威廉斯，安东尼奥·葛兰西，佩里·安德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迈克尔·布洛维等等。
SASE：是什么因素驱使你到赞比亚的铜矿和建筑工地去开展研究工作长达6年之久？
李静君：2007年，即我结束中国劳工研究20年之后，我突然对国际媒体关于中国投资者在非洲剥削劳工的报道很感兴趣。在这个全球化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我为什么仍然把“剥削（exploitation）”看作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比非中国的企业更加具有剥削性？其中的剥削行为又是如何发生的？当时中国面临着明显的全球化压力——产能过剩、资源瓶颈以及对新市场有需求。我认为我应该追踪中国资本的足迹，从我自己的研究开始推进到全球研究去。
SASE：为什么选择赞比亚作为个案？
李静君：我之所以在所有非洲大陆国家中选择赞比亚，是因为这个盛产铜矿之国是中国政府对外投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大多数当地人都会说英语。于是我想，这意味着我可以不学习另外一门语言。迈克尔·布洛维在40年前的对赞比亚铜矿地区的经典研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增强了我比较过去和现在的冲动。经过几次最初的旅行，我意识到中国只是两个主要经济产业(铜矿产业和建筑产业)的众多投资国之一，于是我重新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研究问题——“中国资本相比与发达国家的资本，是不是另一种形态的资本? ”
SASE：你打破了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在非洲的看法和成见。你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李静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在非洲”的公开讨论往往非常夸张，而且往往聚焦于确认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属于非洲大陆上的一个新殖民国家。在我的这本书里，我认为即使是像争夺（scramble）、帝国（empire）和霸权（hegemony）这样的术语，也与许多西方学者的恐惧和成见产生共鸣，当我们使用这些词汇时，我们仍遭遇严重的定义、经验和历史问题——不仅仅是它们的修辞和政治影响。试想如下基本事实：迄今为止，中国在非洲没有进行军事占领，没有拥有独家或主权贸易权的特许经营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 with exclusive or sovereign trading rights），没有进行宗教传教（religious proselytizing），没有制度移植（institutional transplant）——而这些经历在过去却构成了非洲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迄今为止，人们很难找到中国在非洲哪怕是非正式的“帝国影响力（imperial influence）”的经验证明。相反，全球化的中国现象其实是在本国和全球过度积累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在空间和政治上寻求解决其资源和利润瓶颈的办法。而这一办法没有预先注定好和保证的结果。即使我们想把中国的目标描述成为“建立殖民地”，我们也应该注意区分其企图和成就。
此外，西方学者还有许多流传甚广的关于中国劳工的流言。他们认为中国劳工要么是中国政府派遣来的苦役犯，要么是裹挟着民族主义动机的人。这些说法经不起实证检验。我的人类学调研证明，来自中国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受到国内经济压力的驱使，才不得不到非洲来工作谋生的。他们的行为受到国家资本目标的影响，国家资本剥削和支配他们，就像他们管理着非洲人一样。
SASE：中国是非洲最大的投资国吗？
李静君：尽管中国在非洲的一举一动在媒体上备受瞩目，但中国并不是非洲最大的投资国。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截止至2017年的数据，法国才是非洲最大的投资国，而且其自2013年以来的投资存量基本保持不变。其次是荷兰、美国、英国和中国。甚至在过去的几年里，仅看中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进行的国外直接投资，其流量和存量也远远落后于马来西亚和南非。
SASE：你是如何得到许可进入赞比亚矿井区的？是什么驱使你这样做？
李静君：在地下铜矿中进行田野调查对于我这个以研究为业的人类学者而言，无疑是最难忘的体验。尽管我曾在中国工业区和南方地带对工人的工作场所和阶级生活有过多年的研究经历，这并没有让我准备好面对地表下一公里处的极端炎热、尘土和湿度的处境。在最初几次下矿井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肺部在挣扎着，并在寻找氧气的过程中崩溃了。而我的双腿在黑暗中试图找到平衡，尝试在不平整的地面上行走，而矿井里的水一直漫过我的膝盖。但是，我愿意花时间在地下，这让矿工、矿井工程师和CEO们相信，我是一个认真的研究者，想要了解他们的工作世界，而不是一个有着先天成见的、观点肤浅的、乐于指责或找茬的人。
进入这些已在伦敦上市的巨型国有铜矿企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我在书中方法论附录部分已经详细交代了这一点。研究从来都不是易事，但事在人为。因为运气在这里尽管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坚持不懈仍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研究成功的机会。长话短说，我得以获准在三个外资矿山中呆上几个月，是因为我刚到赞比亚时结识了一位反对派的政治家。我们经常在下班后碰面喝啤酒，交换各自对工作的不满。他总是安慰我说，等我们掌权了再说。然后怎么着？在我的研究经历了三次全国选举之后，这位朋友成为了赞比亚副总统。他兑现了他的承诺，给主要矿企的CEO们打电话。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我开展调查。
SASE：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另一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吗？
李静君：这项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在非洲的中国资本确实是一种不同于全球私人资本的资本。通过对赞比亚铜矿产业和建筑产业的中国国有投资者和全球私人投资者进行持续的比较，我发现，他们在积累资本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这使得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生产体制（regimes of production），而反过来又从不同的管理理念中受益。具体来说，中国国有资本的特征是包容式累积（encompassing accumulation），即包括了一般的盈利、扩大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以及获得战略矿产的资源等。而全球私人资本与之相反，他们只追求利润最大化。正是因为中国国有投资具有非金融的必要性，它们在全球的流动性较小，更容易受到地方政治谈判的影响。他们与全球私人资本的积累逻辑的分歧导致了他们在生产政治上（production politics）的分歧。中国国有资本运行的是对劳工剥削的生产驱动体制（production-driven regime of labor exploitation），而全球私人资本运行的是对劳工排斥和临时雇佣的金融驱动体制（finance-driven regime of labor exclusion and casualization）。集体禁欲主义（collective asceticism）激发了中国的国家管理精神，个人化逐利主义（individualistic careerism）则定义了全球私企同行。与我们的直觉相反，中国的国有资本并没有变得更具统治力和影响力，而是比全球私人资本做出了更多的妥协来满足赞比亚的国家和劳动力需求。但这种情况发生在铜矿开采领域，赞比亚政府和社会之间可能会在商品价格上涨和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的时期进行政治协同（political synergy）以对中国施加压力。但在建筑领域却没有，因为赞比亚在建筑产业中缺乏国家战略和劳动力储备。
SASE：那么说，你的研究是自下而上的。你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分析是什么？
李静君：我正在做的一项研究是解释各种类型的反对“全球化中国”的抵制运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展示了北京在全球扩张张略中的一种权力模式（modality of power），即经济治国之道。但由于许多沿线国家的阻力，许多“一带一路”项目已经陷入停滞。中国部署的其他权力形式包括统一战线的庇护主义（united-front patron clientelism）、制度腐蚀（institutional corrosion）和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这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引起了一些争议。
SASE：你认为21世纪将主要由中国主导吗？就像20世纪主要由美国主导那样。
李静君：确实有人猜测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的预感是，中国可能不会像许多人所想象和预测的那样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尚未解决其国内政治经济中许多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因为它尚未解决其在全球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