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转自美国社会学会官方杂志1Contexts专题页面《涂尔干永垂不朽！（Durkheim Lives!）》。

作者：Anna s. Mueller, Seth Abrutyn, and Melissa Osborne

翻译：Ging Lam

本文译自Contexts2017年第16卷第2期

毫无疑问，社会内部的大规模动荡常常给人带来深刻的焦虑。当我们谈到社会剧变时，末日丧尸来袭就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事件。但随着《行尸走肉》这样的电视剧广泛流行，我们中有许多人便有足够的时间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社会剧变中的人性的堕落。也许我们希望成为拥有超强适应力的那类人，能够娴熟地应对周遭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与其他理性人士结成联盟。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对社会解体的处世不惊。事实上，自杀在有关世界末日的节目中是一个恒常热议的主题。正如《行尸走肉》第一季的结局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集体自杀告终。剧中最后一位科学家试图操纵大楼爆炸装置，迫使其同伴加入集体自杀。其中一名角色Andrea更抽泣着说，“你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全完了！全完了！”

由Laurie Holden饰演的Andrea在The Walking Dead第1至3季中出境。剧中，Andreas为前民权律师和第一批Atlanta幸存者团体成员。

当一个正常的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时候，自杀就会成为一个有为明显的选择。这种想法在对天启（apocalypse）或其他深刻的社会动荡的构想中尤为突出。例如，在Trump当选总统之后，媒体上充斥着愈演愈烈的自杀热线。事实上，社会解体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境遇来检验为何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对我们安全感和幸福感十分重要。

一项经典解释

被社会学家奉为圭臬的涂尔干《自杀论》为我们理解世界末日为何与绝望自杀有密切联系提供了深刻的回答。在这本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中，涂尔干认为：“当人们从属于他们爱戴的团体时，他们会更坚定地维续生活。而这个团体能够防止人们被深层的烦恼所困扰”。同当代多数社会学家一样，涂尔干认为人类生活与其社会网络密不可分，并判断这个社会网络一旦解体无异于摧毁人类自我。当然，这种摧毁不是在物理或生物学意义上（in a physical or biological sense），而是一种更加骇人的方式——类似让物理的或生物学上的自我无所归依（floating through outer space）、孤立（isolated）、迷惘（directionless）和彻底迷失（profoundly lost）。涂尔干之所以对这类现象洞若观火，因为他写作《自杀论》时，法国所经历的社会景象正与世界末日般的社会有诸多相似之处。当时现代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似乎正不可逆转地改变传统的、小型的、紧密结合的社会模式。在过去，这种模式已为大多数人的一生提供了强大的社会纽带和强大的道德法则。与行尸走肉不同，当前人口稠密城市所具有的陌生感、无尽的快乐或痛苦来源以及极端的文化多样性却构成了传统田园生活的可怕对立面。涂尔干——无疑还有其他大量的社会学家——都迫切想解答人类将到哪去找寻社会支持和目标感。

涂尔干用两个概念来阐述他所观察到的社会变化：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和道德规范（moral regulation）。涂尔干将社会整合定义为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中围绕着个人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整合很重要，因为它为个人提供了社会支持。道德规范指一个群体或社会的文化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为个人提供指导，指导他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涂尔干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若缺乏社会整合和道德规范，反过来会产生两种典型的自杀类型：利己主义型自杀（egoistic suicide）和失范型自杀（anomic suicide）。利己主义型自杀发生在社会提供的整合程度不够，而失范型自杀发生在社会缺乏道德规范的情况下。

涂尔干关于利己主义型自杀和失范型自杀的许多早期见解都经得起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社会关系是生理、心理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也是相互责任（reciprocal obligations）的重要来源。因为社会关系把个体固定在比自己更庞大的事物上，从而促进个人的心理健康。社会群体亦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它让我们发展和维持诸如“我们是谁”、“我们何以感知自我”以及“我们怎样自我期待”等感觉。

涂尔干的局限

尽管涂尔干的观点在当时十分新颖，但他的论述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涂尔干没有说明群体层面的现象（整合和规范）如何影响个人的自杀风险。其次，涂尔干很大程度上也忽略了多个社会成员亦可能反过来造成人们自杀的脆弱性（尔后Bernice Pescosolido的研究指出这一点2）。再次，涂尔干强调了他对自杀的分类（利己主义型和失范型），但我们认为这种分类偏离了社会本身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群体是如何被定性为缺乏整合或规范，而不是把个人的自杀定性为利己主义型或失范。若给自杀贴上利己主义或失范的标签，势必过渡简化了自杀的动机，并强行造成在利己主义型和失范型进行二分的错误。尽管整合和规范代表了社会群体中截然不同且有意义的方面，但这两方面经常是重叠的（Peter Bearman也指出过这一点）。我们发现社会整合度低的地方，监管程度常常也是较低的。甚至涂尔干本人最终也承认这一点。这并不是说动机不重要，而是说社会学的解释力度正在于将人类行为与有意义的社会群体联系起来。

这些局限影响了社会学解释自杀的潜力，但这些绝非致命缺陷。我们的建议是利用末日丧尸题材这一理想的典型案例来改进社会学理论。因此，我们在思索《行尸走肉》第一季时，对比例前面提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后一位科学家Edwin Jenner和该剧主角Rick Grimes的案例，从而完善了涂尔干的理论，并确定了一些将群体层面与个人联系起来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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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注意，是官方杂志（official magazine）而不是官方期刊（official journal）。 [return]
  2. Bernice A. Pescosolido. 1994. “Bringing Durkheim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Network Approach to Unresolved Issues 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Pp. 264-93 in Émile Durkheim: Le Suicide 100 Years Later, edited by D. Lester. Philadelphia: The Charles Press. Addresses some of Durkheim’s limitations using insights from social network theories. [re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