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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君教授新著《全球中国的幽灵：非洲的政治、劳动与外资》荣获今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列文森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该书是第一本以中国援非投资为主题的著作，引起学术界对中国资本的全球活动现象的广泛关注。
翻译：Ging Lam
一直以来，媒体舆论中有关中非关系的主要论调都显得相对浅显而幼稚。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如今已毫无疑问属于经济大国，其贸易和投资不断跨过领土疆界而进入到全球市场。可见一方面，中国由于产能过剩，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和领地，以确保获得足够的自然资源和维持经济机器的运转；另一方面，西方自冷战结束以来从非洲撤离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本身，而中非关系可以置于非洲主体情境中来理解——非洲渴望摆脱边缘化，渴望拥抱被发展、投资和资本占有的全球化时代。
但今天的中非关系能否被理解为中国的国有资本及其国有企业影响下的结果？许多所谓中国专家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确，中国是非洲的真正投资者，尽管仍然微不足道——其投资额与其他西方大国相当——但与几十年前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可以推论，非洲国家对中国资本的不同限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
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李静君教授的新著《全球中国的幽灵》就密切关注了这个问题。尽管李静君的理论不一定新颖或具有突破性，但这本著作翔实揭开了中国资本在赞比亚的运作。可以说，李静君的归纳总结极有价值地检验了那些针对中国在非洲所扮演角色的流言蜚语。李静君在非洲进行了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对中国经理、外籍人士、工程师和工人的访谈、追踪调查、一起生活和工作，获取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她甚至还亲自下矿山、进驻矿业城镇、建筑工地以及劳资谈判会议。
李静君的研究比较了当前在赞比亚铜矿和建筑业的两种资本投入——一种是来自中国的国有资本，另一种是来自全球的私人资本。她的结论是：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国有资本可以是一种不若以往的资本类型，给赞比亚的发展带来独特的潜力和风险，也给赞比亚政府和工人提供不同于全球私人资本的交易。但李静君也提醒中国资本带来的各种连锁效应。
比如李静君在三类矿山的分析案例中指出，中国国有资本由于高度重视稳定生产，因而导致了稳定的分包关系（subcontracting relationship），并产生了更有利于工人的团结和有效推动雇主提供长期就业。这一的结论并不令人震惊，但李静君的贡献在于从不同角度完整地记录这一过程，包括所有者、工会、矿工、工程师和中国资本。这将让已有的结论更加尖锐。
李静君认为，中国资本的本质——主要由中国国有企业驱动——在不同行业间有所改变，这意味着中国国有资本在铜矿行业与全球私人资本相比，将会作出更多妥协以满足赞比亚国家和劳动力的需求。李静君认为中国国有资本更感兴趣的是外交影响力和获取战略矿产资源，但全球私人资本只对利润最大化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国有资本在赞比亚的建筑业表现出的是掠夺性，因为中国对赞比亚基建不太感兴趣，同时也因为中国的”优惠贷款”比世界银行收取更高的利率（高出0.3%）、馈赠成份更少、偿还期更短，并且要求赞比亚确保中国的非竞争性地位。
李静君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即有高度的时间限制和地区限制。李静君的分析无疑是严密而又具体的，给我们提供了对中赞关系的清晰认识。不过我们很难将这些结论推断到其他非洲国家和中非关系。李静君对此的回应是：虽然赞比亚不是非洲的代表，但提供了理解中国的关键案例（critical case）。赞比亚和中国有着长期的外交关系，而赞比亚是非洲最大的铜矿生产国，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是中国国有企业收购的第一个海外矿——李静君的许多数据正是在这一矿区所收集的。
李静君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取径是翔实而理性的，这一方面丰富了著作的内容，另一方面却由于密集而单调的写作风格而降低了全书的可读性。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李静君在标题和文中都戏谑式地让人们想起马克思。但这并不是要谴责中国在非洲的行为，而是为了提高人们对中国角色的认识。这本著作让我们看到中国国有资本在赞比亚的多种形式：累积、劳动者、管理者及其社区。这些内容的每一处都是全面的分析和具有密集细节和价值的比较。
《全球中国的幽灵》或许是对于经济发展、增长、政治和国家之间关系复杂性一项提醒。我们不必对这些问题的关系复杂性感到惊讶，更重要的是应从细微末节处区分其差别。总之，李静君的通过分析中赞关系中的权力过程和关系，检验了一系列假设，也对传统思维模式构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