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的发展路径
1、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差异化的生命历程社会学发展起来，它描述了生命历程模式是如何因越来越多受界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而变化。并且支持证据的细节越多，社会科学家就越接近可以解释被观察差异好差异问题。历时性与跨国比较生命历程研究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机会，让研究者抓住用以解释社会脉络何以形塑个体生命历程的机制。
2、对差异化生命历程（differential life course）的理解：
- 这里的差异化被用于类似地区分总体心理学和有区别心理学，即辨别什么能够用以假设在作为一项演化产品的人类发展中是普遍的，与什么作为超越此的分析单元在个体生活中的不同。这里的假设是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一个混合体。
- 分析者能够想象出一个广泛概念化的历史变异性。在每一个历史发展的层面上，研究者能够遵守国家的不同，尽管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当且仅当研究者假设一个如同现代化理论所假设那般的社会发展总体路径。
- 其他历史和社会的不同，熔于（fuse in）国家-特有（country-specific）的路径依赖。国家特有的生命历程模式不得不根据社会性别和社会阶级以及他们交互作用而有差别。
- 最后存在一个个体间的变化。本章假设那些国家处于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相当近似的阶段，并集中解释这些社会间的差异。
二、第一步：历史现象学（historical phenomenology）
1.关于人类生活社会组织的转变的最初历史分析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
一方面，他们对一个广泛不同的经验生命历程结果及其随时间发生的改变，进行证据整理和示例； 另一方面，他们第一时间设想一些像交织“生命历程体制”的东西，后者是大量被认为是单向度逻辑结果的事件。
2.Table 2.1是对生命历程体制的历史序列作类型学（typology）划分。
- 在传统和前现代的生命历程体制中，生活围绕着家庭和家人的集体生存。学校不存在或非常短暂，训练是家庭社会化的一部分。婚姻将会延迟直至家庭农场能被继承/农场财产能被作为嫁妆嫁出/有充分的财产能够集聚建立一个家庭，建起一个房子或租地。生活因为自然收成的变迁、疾病和早死的机遇而倾向于不可预期。经济高度依赖，债务极为普遍。
- 在工业化社会中，产业工人只能短暂摆脱贫穷、家庭规模极小、体力劳动达到顶峰。工作始于12-14岁但止于年老衰弱，婚姻将会延迟直到累计有足够的资源建立一个家庭或雇主准备支付家庭工资。失业是普遍的。
- 在福特主义中，男性在外挣钱养家糊口以允许女性婚后能够留在家中。疾病、失业、残障和老年的风险被一个永续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所覆盖和减轻。婚育年龄减少至20岁出头。家庭能够累计财产买自己的房子或公寓并且工资是依据年资而定。真实收入和购买力的增加是工作生活的美好部分，退休后的退休金和低租金或按揭支付能够维持退休前的生活。孩子比父母辈能接受更多的教育和训练，父母有能力支持自己的孩子购买房子。生命历程与核心家庭中的劳动力分割和作为家庭成员的联合实用功能的家庭福利相匹配。中产阶级扩展，工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与社会融成一体。
- 后福特主义体制中，生活非标准化与人口中的差异与异质性增加。教育在横截面与持续时间两个方面扩张，并且职业教育激增。但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不确定的，第一份工作关系通常是短暂的。雇佣因为失业而中断，因为教育或训练而持续。转换工作的比率增加。职业增加但是非终身的。职业生涯变得高度依赖于雇佣公司的经济命运，因此工作生活的异质性增加。向下的职业流动增加与向上的职业机会有关。失业的扩张变得是普遍的，但集中在妇女、外国工人、年轻人和年老工人等人群中。结婚的年龄增加，非婚单元爆发并变成一个标准名词。成为父母的年龄延迟并且有显著数目的夫妇不育。离婚率增加，伴随其中是生活在单亲家庭/无父家庭中的小孩数目增加。妇女在总体教育和职业条件上赶超男性。老年人的生活标准受到减少的退休金的威胁。家与工作地方关系转变迅速，妇女大多时候并不在家。
3.生命历程的历史现象学转变的机制和制度性支柱仍不明晰。上述模式可以总结为4点：
- 传统生命历程机制受制于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人口特征与缺乏化肥施作和科学畜牧饲养的农村经济。
- 早期工业化生命历程机制受制于一个人只有弱劳动运动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由于第一次人口转型——高劳动力供给。
- 晚期工业化的生命历程体制由以下方面所组成：高校的资本与劳务合作、集合生产与集合消费、稳定经济周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全就业、真实工资与生活标准的提高以及福利国家扩张。
- 对于后工业生命历程机制而言，主要因果条件的汇集如下：教育扩张与非计划影响、女权运动、价值转变、个体化与自我指导、贸易联盟的疲软、去工业化、结构性失业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危机、经济市场的全球化、低水平的生育率与生命延长人口学困境。
- 这些历史类型学不仅在经验上至多被证实，而且还遭受到世代内比较的平行与相关传统的软肋。这些导致了特定生命历程类型的总体历史假设与其说被证实，不如说是前设假定的。尤其是所有关于时代与生命历程体制的交互条目都面领着困难，即个体的一生很容易超越先前假定的时期边界。男人和女人可能在一个时代经历童年，在另一时代经历而立之年，在第三种时代经历退休。把完整的甚至更长的生命归因于一个单一的时期和他们伴随而来的制度性影响，打一开始就有不可克服的障碍。跨国的比较承诺改进这些方面并考虑如何对产生生命历程结果不同模式之机制有更好的理解。
三、福利体制、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生命历程结果
两分的跨国类型学对于制度安排和生命历程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更加清晰的争论。
1.第一种是利伯维尔场（不受管制、开放）社会，它建立在低层次信任的社会关系之上。结果它建立在低程度的相互义务并且这种关系时暂时的。这些国家不会对职业训练领域尽责。个人与公司在训练上的投资亦非常小。公司之间没有质量的标准化和正规的学历与凭证。从学校到有利可图的雇佣关系转变导致了一系列的部分边际雇佣关系因失业而中断，甚至推出劳动力市场。很少有人对特定公司表示忠诚。由于缺乏年资结构和有效工资，收入与可见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不得不热切于最大化他们的短期回报，工人以牺牲工作安全和工作环境的质量来最大化他们的工资。相似的短期定位弥漫着整个家庭。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作为家庭承诺和稳定性的必然趋势。因为富裕可以带来安全感，结婚和离婚的决定与收入预期紧密联系。因为家庭缺少联合项目，结婚和离婚都非常轻率。因为很少有保护能够抵御离婚或非婚生小孩的抚养，离婚妇女和单亲妈妈常常不得不选择结婚或再婚来抵御贫穷。
2.第二种是灵活合作（亲密的，统合主义）社会，它建立在高水平的相互信任之上并导致更加长期的承诺。强交易联盟和雇主的联系与更亲密的社会关系和更加积极的国家角色一样，建立在高度的人际信任基础之上，因为雇用关系与更高收入的回报是相似的。公司愿意在训练方面进行投资，因为他们预期工人有足够长的时间能够留在公司。工会和工作委员会的正式权利使得裁员成本高昂。公司间的转换主要是自愿行为。科技和组织的重组受到监管而非裁员，但会通过自然的工人人事变更。甚至在制造业进行机构精简的案例中，国家倾向接管部分责任以缓解劳动力的缩减。中等甚至最小程度的工资增长可以被接受，因为大量的人身风险都被福利条款所覆盖且没有保留地强化孩子、病人、失业人员和老年人的训练和教育。高度的信任管辖者家庭范围。尽管家庭成员的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增进，但家庭仍然是联合项目而不仅仅是个体生命设计的团聚体（agglomerate of individual life design）。年轻人倾向于加入社会且雇佣关系的转型大多数都能得到很好的结构化，性成熟被延迟，青少年犯罪相当低。
3.在两种生命历程的理想型中，巨观-制度结构与个体生命历程的联系主要被理解为相互影响的激励体系。从历史来看，既定的制度差异形塑者这些精细的规则、相互的关系、不同生活版图的政策和生命状态以及影响动机和个体行动者的方位。在生命历程中，早期的影响以累积的方式形塑和指导着随后的轨迹。
4.然而任何尝试倾倒制度配置和生命历程体制成为一项有序综合二分对立体（neat comprehensive dichotomy）都必然面临实际问题。教育体系、教育-劳动力市场连接、劳动力市场规则、社会保险条款以及家庭政策等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石会拒绝宏观脉络的任何简单还原主义。
5.有三个建议在这里发挥重要作用：
- Esping-Andersen的前三个和后四个“资本主义福利世界”。
- “资本主义的多样化”文献建立在巨观经济条件、生产体系和雇佣关系模式的聚集点。
- 福利国家政策的类型学。
6.一些特定生命历程结果的跨国比较已经总结成纲，但主要是福利国家体制。如下：
四、从国家“体制”到国家和政策
1.生命历程的结果不仅取决于福利“体制”或政治经济的变化，还取决于特定制度法规和激励体系的具体细节。如果跨国生命历程研究想要成功地在制度先在前提、生命历程转型的时序和生活机遇的分布中建立可靠的联系，就必须求助于（resort to）特殊国家和特殊制度的水平。
Table 2.5列出了美国、德国和瑞典三个国家的制度安排，Table 2.6列出了三个国家的生命历程结果。根据两表的内容，作者给出了制度与生命历程之间的因果联系。
1.在美国，没有学徒制的普遍和综合性的学校教育制造了一个离开中学的相当标砖的年龄（17岁）。大多数学校毕业生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教育和完全劳动力市场的转换经常被中断的工作所打断。低薪和边缘化的雇佣和失业一样普遍漫布于年轻工作者中。此外，在高校继续教育，全日制教育和工作经常被联系在一起。教育资格是次要的，职业身份非常微弱，因此工作主要由个人想更多挣钱钱的意图所结构化。给定公司的承诺都非常低，在公司间转换工作是常有的事情。解除规则的劳动力市场助长了就业，但降低了薪水。平均收入轨迹在工作生活中相当平顺，因为有效工资和年资奖金都比较低。商业周期的影响远大于年龄的影响。劳动力收入不平等极高，相关收入位置在工作生活中的稳定性极低。妇女就业机会相当不错，且就业轨迹更加持续性，但她们的工作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因她们的收入在家庭预算中的比例非常重要，她们的全职工作超过了兼职工作成为了标准。可能因为妇女相关经济的独立性，离婚率极高，带着小孩的妇女再婚率同样如此，但很难再找到婚配。美国的生育率在这些国家中不是最低的。退休后，退休金的替代率相比于最后的收入（退休前）是向当低。退休年龄的中位值有极大的分歧，因为老年工人很容易被解雇。他们持续工作即便只得到很低的工资，因为低水平的预期养老收入。生活中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低技能、低工资和成为穷忙族（working poor）。
2.西德把学校和训练轨迹分层，以便年轻成人在离开成人期时引致年龄的高度差异。延长教育年限推动了进入劳动力市场年龄的推延。因为训练主要由二元的体系所组织。公司和年轻人在训练方面的投资非常高，因此被认证的技能在年轻人的人生中有非常大的作用。接近40%的人在第一次训练后在此增加一段训练期，当这些大多数都是同样职业领域有秩序的累进。公司间的职业转换非常少，有效工资和年资方案在即便在私人部门也非常普遍。工会确保了低水平的工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与失业同步发生，尤其对于年轻的外国移工和妇女。但是主要的年老工人在60岁时能够在被解雇后从失业转向早期退休。尽管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增长迅速，但职业机会和承诺对于有小孩的已婚妇女而言有极大的限制。她们的职业中断常常以为孩子出生和孩子照料。婚姻相当稳定，但生育率非常低。尤其对于高教育妇女来说，一种二元行为模式可以观察到：更高的劳动力市场承诺没有小孩，或者在有两个小孩后职业被撤销。退休非常早因为公司尝试将年老工人从高薪岗位中剔除。但这种行为越来越被失能和年老者养老规则所限制。主要的生活风险来自于长期的事业和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
3.瑞典的生命历程是清晰的。妇女的全职和全部工作整合进劳动力市场中、高水平的生育率（90年代）、不婚联盟以及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整合政策中。最终合法退休年龄超过实际年龄，主要生命历程的风险来自于从学校转向劳动力市场时高水平的年轻失业率、低薪和低技能。在就业体系内外中都存在着福利职业的风险。
4.这部分讨论所得的结论是：以国家作为自变项来解释和理解生命历程结果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五、关于国家“生命历程体制”的假设能被维持吗？
1.建立政治和制度的安排与一致的行为分布之间的联系是必要的。研究者必须正式这样一个问题：在聚集国家的解构理论之后，把生命历程体制作为国家性指定制度和政策的有意义的综合回应之假设必须被放弃。
- DiPrete认为，在不同的生命历程记过中，制度有差别地把规则和行为定义为激励或抑制激励的系统，进而影响了风险的发生率，并且管辖者有选择地对负面生活实践进行补偿。这说明了跨国生命历程研究不会导致对指定生命历程结果与其制度支柱之间关系误判的僵局。通过假设一个高度不同的制度和政策之非直接的影响和架设高度有意义的流动与生命历程体制可以挽回。
六、结论
本文先讨论了一个生命历程的不同社会学怎样发展成为一个关于年龄、世代和人类发展的综合性理论；然后接着讨论社会的制度特征与生命历程的因果联系之可能性。本文认为跨国比较最好要解开这样的联系：
- 聚集国家类型学或体制可能是理解的快捷方式，但会造成发展和检验因果联系假设的误解；
- 国家因制度安排呈现的不同需要去集中化和匹配到指定的生命历程结果。
- 一边以规则实体和激励结构作为制度，一边用生命历程结果，研究者能够观察到非随机、系统性的联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