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社会资本研究如何借鉴比较历史社会学？国立新加坡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韩裔学者Joonmo Son的博士论文提供了研究典范。
从简历上看，这位青年社会学家在美国求学前有过7年的时政记者从业经历。2008年博士毕业后，Son以一系列高质量论文在5年时间里取得国立新加坡大学终身职。由博士论文改编的专著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U.S.于2013年由Routledge出版。
本文抽取原著第三章的研究设计部分进行介绍。
一、概览（P21）
核心问题：制度约束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形式与功能。
三个案例：在美国、台湾、中国大陆三种不同的制度约束下社会资本形态。
具体问题：制度约束从何而来？制度约束与个人选择的关系为何？三个案例特定的制度约束条件是什么？
研究目的：比较地区间制度安排差异，分析社会资本在其中的变化，理解制度约束与社会资本何以相互联系。
二、制度约束与个人选择（P22-P24）
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的界定：跨越行动者及其关系的制度权力。
- 问题一：
如果制度产生于人类的活动和相互关系，这些制度必然会施加约束于所有行动者。细想，当这些约束之严厉到难以为人接受时，行动者何不抵制这些制度约束甚至尝试去重设这些制度？
对此问题的回答分为马克思主义传统（Marxist tradition）与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两派。两种理论均认为制度并非是无所不能、置之度外的中性实体，而是人造之物（creations）。制度无时不通过文化规范、法律规则和政治经济结构等途径去干预行动者。
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观点：
制度是资本家依据其阶级利益所创设的奴役规则，逻辑上它将被共产主义及其伴随而来的制度所取代。
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
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无需经历革命也可以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所容纳。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接受资本主义的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总体上给予了他们实现物质利益更高的可能性，尤其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社会与政治紊乱。
另一方面，制度存续依赖于人们的遵守。当违规会因正式惩戒而招致更大的损失或者引发更大的社会经济扰动，并且这些损失大于遵守制度的收益之时，每个人都会选择遵守制度。反过来，这些集体的遵从行动将生成社会行为的规律性。
- 问题二：
每一个人在选择遵守制度与不遵守制度的行动时，是否都充满着理性算计？
新制度主义/有限理性理论的观点：
所谓理性决策都是有限制的，并且受到决策者知晓的相关条件所限制。当决策者们认为他们已经做出理性抉择时，制度限制亦复如是。
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关于个体选择与制度约束的观点分歧，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歧同属一致：经济学是一切关于人们如何做选择的学问，而社会学是一切关于人们为何无法做出选择的学问。
- 本文的观点：
1、制度是人类及其活动和关系的产物。
2、制度扎根于社会中，它产生了跨越行动者的强力约束，以至于人们倾向于遵从而不是反过来去质询此举之合法性。
3、行动者不是制度的消极追随者，一些人有能力对制度及其约束进行抵制和重新商议，以此获得最佳的、可利用的结果；当制度与行动者的分歧过于严重时，有可能导致剧烈的革命性变动，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以及最近发生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
三、一般制度约束（P24-P28）
本文寻求社会资本与制度约束之间的因果关系仅限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者中的劳动力市场。
本文认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制度能产生最有影响力的约束。但这种概念化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制度约束给人们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的总体性的架构，此一架构的行动者将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不同方式获取和激发社会资源，以此寻求他们的利益。
- 政治经济：
- 文化：
作者认为，作为文化特征之一的宗教之所以使得志愿活动参与率尤有不同，可能因为文化在个人社会网络成分与效用上产生了变异。
- 小结：政治经济与文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1、社会中的制度影响着个人社会网络的规模和成分；
2、比较跨社会的个人社会资本十分有必要。但问题在于很难找到用以测量不同社会的社会资本之一致方法，这导致有些研究不得不使用二手数据。
四、案例国家之制度约束（P28-P42）
一个猜想：如果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制度是相似的，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它们在社会资本的成分和效用上的差异很小。
三个国家/地区的比较历史研究设计:制度历史回顾
- 中国大陆
1、劳动力之城乡分割
城乡剪刀差现象（price scissors）：国家长期以低廉价格从农村强制征收农产品，藉以维持城市工业产品的高价格与持续再生产。
户口制：用以控制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和实现严格的工作分配管制。它影响了许多家庭的重要生活机会，如正常的工作、子女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
2、劳动力市场化中的工作分配
单位制：为满足周期性的国家经济计划而由官僚控制系统集中分配和管理的，由城市工人所组成的工作组织。它不仅是一个生产体系，还起到社会政治与福利的功能，影响了工人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生活机遇，如住房、医疗服务、养老金和子女照顾。在单位制下，找工作一般不由个人所决定。
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作用。尤其1986年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使得高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由强制单向性的工作分配体系转变为双向的以商议为基础的体系。
为进一步支持劳动力市场化，中国于1995年颁布《劳动法》，承认雇员和工人3、镶嵌其中的儒家文化
中国大陆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在近当代发生三次变化：
五四运动时期，民族主义者批判儒家文化，认为其价值观是落后的，导致了清朝的覆灭；
中国成立以后，毛及其追随者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污名化，认为儒家文化支持帝国主义者、官僚精英和地主。反儒家文化运动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
当代中国重拾儒家文化并试图将其推广至全世界。
- 台湾
1、计划市场经济
国民党接管台湾以后，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他对重工业领域中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企业的集中管控，却放任了小商业。后者在国内市场中得以兴旺发展。
2、台湾的企业主要是中国家族经营式企业。
这些企业在微弱的政府管控下形成了台湾特色的中小型家庭企业（SEMs）。他们与南韩和日本以财阀为主的大集团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主要集中于加工和出口领域。（注意：对这个现象的研究产生了台湾本土社会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性概念：“黑手变头家”）
3、台湾也有国家控制的大集团，主要在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他们是在国家干预下发展起来，其模式被称为后发优势。
4、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
台湾经济发展的三个时期
（1） 1950年-1962年，台湾重点培育私有工业以满足内需，如粮食供应和纺织。这一计划帮助了中国家族经营式企业的成长。
（2）1962年-1980年，台湾形成贴牌生产的体系（OEM），如美国跨国企业的产品由台湾工厂生产，最后贴牌美国商标销售。这一时期台湾本地电子企业发展起来。
（3） 1980年至今，台湾原产设计工业生产模式建立，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
但80年代末工人运动频发，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这使得一些工业生产商搬迁至东南亚和中国大陆。
另外，台湾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控只存在于工业层面，并非在个人层面。雇员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资质在劳动市场自由流动，而非由国家分配工作。但是在国家招募蓝领工人的过程中倾向于使用非正式渠道，在招募白领工作时倾向使用正式渠道。
5、正统儒家文化
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儒家文化都被视作是正统文化，是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石。时至今日，儒家文化在现代台湾政治体系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也被认作是台湾成功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 美国
1、监管不足的劳动力市场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总体而言是监管不足和非系统的，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即是人们能够自由地在劳动力市场做出选择，坏处即是人们常常因为民族、种族和性别而遭到歧视。
2、人种与性别不平等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因民族、种族和性别形成了分割，其原因有两种解释
（1）雇主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源自其认为这些群体的人缺乏生产力或需要更多的经验训练；
（2）显性或隐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都是在为主要群体寻求利益以维持社会闭塞（social closure）
五、结论（P42-P43）
制度约束确定了个人选择的边界，其中政治经济与文化是最重要的参考坐标（comparative axes）。
中国大陆拥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与嵌入性的儒家文化，其中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造成了40年严格的工作分配体系（1950’s-1980’s）。而劳动力市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属于后生的新兴事物（1990’s-present）。
尽管台湾政治经济发展处于威权政体之下，但它对经济的调控却是优先分配更多资源于某一确定工业领域（如信息技术产业），因而其劳动力供需并未如中国苛刻。同时台湾文化受到儒家准则与价值影响的状况要甚于中国大陆，形成所谓儒家式资本主义（Confucian capitalism）。但儒家遗产愈强势，劳动力市场收入的性别不平等愈严重。
尽管美国免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特殊的前现代文化遗产，但它较之其它西方先进国家所具有的监管不足的劳动力市场和更少标准化的教育体系，已扩大了非正式手段与资格的作用。这些劳动力市场中的非正式特质使之更难以为少数族群与女性提供公平的机遇，尤其后者在传统上已深受歧视之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