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项关于在中国建立和培养一支精英技术官僚队伍的研究，就如同一部讲述共产主义革命兴衰的编年史。安舟深入探索了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近年来常被忽视的权力结构问题，且细致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对新旧精英融合具有讽刺性的促成作用。”
第二章 阶级权力的文化基础
一、1949-1966年教育政策的反复变化，反映了专家治国的倾向和激进的平等主义倾向之间的震荡
1、新政权创造的教育制度是高度集中、唯才是用式（meritocracy） 的制度，这一制度模仿苏联被设计出来以迅速培养一大批技术专家，好向共产主义工业化出力；
2、中共共产党又坚决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夺取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之后，要通过教育等手段来消除“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尽管这种追求很快被苏联抛弃了，毛泽东对这种精英性质的苏联模式感到不安，决心阻止中共昔日知识精英再生产其阶级优势。其表现就是50年代末毛泽东领导下的“教育革命化”这种激进的规划，以图逐步削弱和破坏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
二、重构学术资格选拔的制度
1、在1949年以后的头十年，中共自上而下重组了学校制度，把所有的学校都纳入一个全国同一的行政管理等级制度中，一方面增加基层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改变学校体系内所传授的知识的内容和种类。这些努力使中国学术资格选拔认证体系被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取向，并向工农家庭倾斜。
2、昔日的知识精英虽然被迫交出私人财产，处于被革命干部监督下工作，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优势，其子女使用可以支配的文化资源去实现由新的考试制度和理性化的专业等级制度所设立的目标。
3、1957年以后，中共决定进行更激进的举动以铲平文化领域的阶级差别。
三、教育革命
1、许多中共干部支持向昔日知识精英进行攻击，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工作岗位上时常与昔日精英成员进行直接的竞争，其子女也正在学术和政治两大资格选拔认证体系中进行竞争。他们在思想上认为自己是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决意想铲除私有财产不平均分配一样铲除文化资源的不平等；
2、大跃进式的“教育革命”在文化领域消除阶级差别的做法包括：
- 以损害文化权力为代价，增加政治权力。短期的做法中共干部是在形式上向昔日知识精英施加权威，长期做法是“拔白旗、树红旗”，提拔技术知识和政治忠诚兼具的年青干部。口号是“把学校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中夺回来”，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
- 重新分配文化资本。其做法是迅速扩大学校体系和在学校录取学生时实施阶级优先权，想要在全体人口中重新分配教育成果。这种大趋势表现为一方面是普及教育而不是集中关注精英，另一方面是在教育上走群众路线、反对天才道路。前者促进了平等，调动了工农大众的能力而让国家更快地发展；后者却导致不平等的永久存在，又会妨碍国家发展；
- 替换常规的学术资格和职业种类，让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具体做法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修改教学方法与教育资料，以进一步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是要求师生定期参加体力劳动。
四、唯才是用的复活
1、激进的“教育革命”并不长久，随着“大跃进”与“大饥荒”对全国经济社会的破坏，“教育革命”的问题也被认识到：一方面是以牺牲教学为代价，过分强调劳动，另一方面是培养出一种损害教育质量的平均主义的心态。作为清华大学校长以及不久之后的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采取 “唯才是用”的转向，反对“平均主义”。
2、1960年以后，全国各大中小学都赞扬激烈的学术竞争，注重英才、唯才是用的思想在上升，导致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
3、双轨制：普及教育与培养精英。教育界的官员们开展一些半工半读的项目以应付毛泽东要普及教育的压力，同时也维持精英院校的高标准，其目的是在普及性教育与升大学的教育之间确立一个明确的界线。这种办法由国家主席刘少奇所倡导，成为“两种教育制度、两套学校体系”，其结果是产生严格选拔的重点学校和仅用部分时间上课的农业中学。
毛泽东认为双轨制是阶级差别长久盘踞的原因，他要对阶级权力的文化基础发起总攻，从1966年开始，第一步是取消考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