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階級形成和社會流動的社會學視角，安舟洞悉且細緻描述了清華大學的歷史。從早期中共強行管制這所精英學校，到文革中的鬥爭和後毛時代的糾正，直至近年高科技資本現身清華科技園，安舟記錄了這所大學作為精英熔爐的一點一滴。希望瞭解中國革命曲折歷史的讀者，不可錯過這本書。”
——魏昂德（Andrew Walder）Stanford University
第一章 阶级权力的政治基础
一、“红”压倒“专”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形成？（清华大学所处的外部环境）
- 1949年在共产党的队伍里，80%的成员都是农民出身，极少数接受过正规教育，大多数的党内高层来自乡村家庭，靠着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升迁至领导岗位；
- 在共产党掌权的头十年里，在农村，党靠着有计划、有计划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没收昔日精英的生产性财产，消灭了支撑他们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根基，昔日农村精英成为了贱民；在城市，党先是通过国有化夺取了大型工厂，然后发动一系列三反五反运动去动员工人反对雇主，最后在每一个企业里建立起共产党的统治，昔日的城市精英虽然保留了职位，但政治上弱不禁风，但他们的文化资本无法被夺去，即教育和技术专长。
- 两大迥异的精英群体在个革命后的社会秩序顶端不自在地共处着：一个是新政权下的政治精英，由农民革命者组成；一个是昔日的知识精英，大多由财产被剥夺了的阶级成员组成。两者依赖着不同类型的阶级资源：前者依赖政治资本，后者依赖文化资本。
二、在清华大学是建立共产党的权力
1949年以后清华大学教职人员和外派新干部在社会出身和教育水平上有极大的分野。清华大学的教职群体是精尖的文化精英，外派干部总体上是更年轻、教育水平较低、出身在更低下的家庭。如任副校长和教务长、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钱伟长与任校长和党委书记、辍学于清华大学、长期进行中共地下党工作的蒋南翔。
三、政治资本的制度基础
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财产以后，获取优势阶级位置的通道已经不再是经济资本，而是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主要是政治资格，由党吸收党员的组织机构发放；文化资本额，主要是学术资格，由教育系统发放。
（一）党组织
- 党组织掌控着一个纵观中国社会顶端到基层的官僚机构系统，不仅预防和组织了政治竞争，还把所有的平民大众组织到它的政治基础设施周围。农村被改编成为生产大队，城市被改编成为单位。清华大学也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改组。
- 中共领导人在清华大学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它与学校的行政管理等级制度相平行，党委会和党支部是各级的决策中心，所有的师生和职员都被组织进小团体，每个团体的中心都有党员或团员的核心。这是中共非凡政治控制系统的关键。
- 借助Michael Mann提出国家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概念，党不仅能在常规意义上管理大学，还能够动员起学校的大众来执行共产党那套社会改造规则。
（二）政治资格选拔认证体系
- 中共吸收新成员的选拔方式是随等级升高而逐渐严格的组织选拔，自下而上是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
- 在军队和学校加入党团组织比他处在认真和热切程度上要大得多，因为两者是培养未来干部之处。
- 在清华大学，青年团是学生工作的中心，高级团干部是大学任用的党员，它们在校园里属于最有权势的人物。蒋南翔在任期间还倡导一种遴选有政治前途的学生来担任政治辅导员的制度，这些政治辅导员负责监督几个班级的学生政治活动和吸收党团员的工作。
- 综合前程考量、思想信仰、道德动力和同辈压力等多种动机，每位师生和职员都想入团入党，未能入团的人面临着社会孤立和一个受损的未来。
（三）吸收新成员标准
- 政治表现，属于个人业绩，包括意识形态的信奉、集体主义的道德和对党组织权威的服从；
- 家庭背景，属于先赋因素，包括阶级出身和政治背景。按照阶级路线政策，政治纳新、学校录取和工作安排有限考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军人和烈士家庭的成员。
——阶级路线政策给原先底层的人们以优势和好处，而给曾在顶端的人们带来劣势，这是基于两个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根据：
- 共产党想把那些视之为自己视野的拥护者及受益者的群体提拔到领导地位，并防止这些岗位落入可能是敌视共产党事业的群体；
- 共产党想给那些受教育机会曾更受限制的人提供政治优势，以此对抗教育水平更高的家庭成员所享有的实实在在的文化优势。
此举极大有利于新政权的政治精英，而伤害了昔日的知识精英
四、官僚权威、个人从属和社会等级制度
- 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建立了一种庇护性的主从关系，忠诚是最关键的选取标准，其所培养的是积极服从、屈于权威的特点，也造就了党组织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
- 党组织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和党组织的权力完全是缠绕在一起，党的正规等级制度变成一座棚架，非正式个人网络就在其上繁荣兴旺地蔓延。而上下级之间的权威关系也变成了一个正在浮现的社会等级制度有机部分，即集中在官员手中的权力既催进了官员与不下的依从关系，反过来也加强了官员的权力；
-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党组织是一种实现社会控制的高度有效的工具，它给新政权一种巨大的能力去动员民众实施党的规划。政治资格选拔认证体系扮演了关键角色，它能让党去选拔和培养未来的领袖，并把共产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灌输给年青人。
- 通过扩充和巩固党的权力，中共党员也撑起了自己的精英地位，他们在党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给他们提供了个人政治资本，也给他们的机会把优势传给自己的子女。
五、向政治等级制度挑战
（一）由于中共官员特权精英产生，毛泽东意图发起一场鸣放运动来加以整顿。这场运动经历了三个过程：
- 挑战政治资格的价值。在学校主要是学者批评党的官员把学者排挤出决策过程，批评政治对文化资本的侵入。其内在含义是知识分子比党的篡位者更有资格领导社会；
- 谴责政治特权与服从心理。在学校主要是知识分子谴责党的严密政治控制，并警告新制度正在产生一个基于政治附庸的社会分化，也产生了与政治从属相关的地位等级制度（如优待证制度）；
- 反右派的回击。曾经大鸣大放中的批评者被谴责为旧的剥削阶级的拥护者，说他们想复辟夺回权力，保留他们对知识的垄断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党运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完善的、自下而上的动员方法，号召党团积极分子起来保卫党。
（二）从毛泽东时代以来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持久的冲突来考虑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中共官员的官僚权力是毛泽东一再忌讳和要解决的难题，每一次都以更猛烈的运动方式来处理；
-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自认为比共产党更适合治国理政的这件事，是彻底反感的；
- 毛泽东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家，善于操纵互有争议的政治力量去斗争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1957年的事件反映了中共新旧精英之间的对抗，“给党整风”的运动给昔日知识分子反对新政权政治精英的机会，“反右运动”党组织以报复性反击回应他们，重申党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