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五十年来,众说纷纭。此书通过对清华大学文革史个案的深入研究,阐述了有创见性的新理论。他提出,文革是一场向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两个特权阶层宣战的政治运动,表达了争取社会平等的政治理想。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也正因为文革的派系斗争,才使得本来分化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能够重新联手,从而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统治阶层—红色工程师。本书论证材料丰富,分析精辟细致,对文革所涉及到的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提出独到见解,不愧是一部经典之作。”

——杨国斌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第三章 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1958年以后,蒋南翔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决定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每个人都要把勤奋攻读学业和政治积极活跃结合起来,清华要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从长远来看,中央的“红专”相结合的政策成为阶级和解的处方,它鼓励政治精英累积文化资本,文化精英累积政治资本,由此产生一个在阶级秩序的政治和文化支柱都有所建树的“新阶级”

一、精英的再造和汇聚

1、两大精英世界交叉处 的红色专家

  • 1949年以前只有极少数的中共知识分子联系着昔日知识精英和新政权政治精英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地理上一个处在农村根据地而另一个处在城市,在社会等级上他们则位于共产党干部和城市知识阶层这对立的两极,有着不同的学历资格、文化和价值体系。
  • 1949年以后中共接管了城市,两大世界发生了碰撞,有知识的党员仅占据着极小而又特殊的一个社会空间。但这个交叉部分的群体在稳定地增长,中国精英学校培养出来的红色专家扩大了它的队伍,而原先他们来自两个世界中的其中一个。

2、资格认证制度 作为精英再造和汇聚的机制

  • 学术和政治两个资格认证制度为精英家庭再造其优势提供了机制,这个机制也提供了一种出“资本继承”以外的“资本转换”渠道,即利用一个领域积累的资本去获得另一个领域的资本。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最重要的资本转换策略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之间;
  • 无论是新旧精英家庭,他们要想保留其优势地位 只能通过策略和勤奋,在学术和政治两个机制内竞争胜出。两大制度也不排除非精英人士,反而还依据阶级路线基于非精英家庭的子女更多的机会。但革命干部家庭可以给侄女提供革命事业的信心、政治关系的处置知识以及特权通道,而知识分子家庭则拥有大量学术竞争中无价的知识学问。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两种类型的家庭都能为子女获取另一种资本提供渠道。两大制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 掌握政治资本在获取文化资本上的便利在于:

      升学考试要评估政治教条;

      申请要考虑个人的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

      还有各种专门为干部设立的特许学校,只考虑政治是否过关;

  • 掌握文化资本也为赢得政治资本提供了便利:

      精英学校获取政治资格的机会要大一些;

      政治标准中内涵着文化水平的评估;

      有文化才华的人在政治积极性的表现方面具有优势;

两个资格认证制度不仅培养和促进了政治与文化精英的再造,还通过提供资本转换机制使得两大精英全体逐渐汇聚。

3、教授党 的形成

蒋南翔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两肩挑”的干部选拔,即提拔那些既能够实施学术领导,又能够担任政治领导的干部。

二、培养新一代红色专家

1、“红专文化”

中共期望清华大学能够培养出这样一类群体,即 杰出的学术和政治品质应该在同一个人身上一致起来 。这实际上是要把共产党转变为专家党的指示。但这一指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冲突:

  • 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理想是平等主义,工人和农民是国家的主人;
  • 另一方面,校园生活中流行着专家治国、英才教育与唯才是用的思想。

2、两大精英世界的结合

  • 一方面通过上精英学校,学生被引入知识精英那被纯化的文化精致优雅的世界,不仅涉及可资证明的技术和文化专长,还包括洞明世事、知识精深并拥有特定文化爱好、言谈举止及衣着方式。
  • 另一方面通过入团,学生也被引入一个共产党革命运动的炽热政治文化之中,这个文化现在被转化为一种国家干部的文化,即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信仰、集体主义的努力奋进、严格的纪律和公共服务的世界。

新“红专”集团的团结不应被过分夸大,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同,存在着潜在的分裂,并在政治动态时期大白于世。

3、“红专道路”上的障碍

  • 1949年以后中共“红压倒专”的政治文化是“又红又专”路线的最大障碍。新“红专”毕业生虽然有技术也讲政治,但他们还存留知识精英对政治的那套考量,不符合纯粹从群众中涌现的理想党的领导人。
  • 委派到中国的各个工业企业党组织中任职的中共领导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的革命干部,他们从工人队伍中吸收了大量的党员,为专家治国之路设置了可怕的障碍。被分配到工厂的“红专”大学生违背了共产党平均主义的前提,遭到工人本能的厌恶。“红压倒专”实际上一直是党组织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利益,在若干次政治运动中得到确认和加强。
  •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最坚定反对者就是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他不信任共产党的日渐渴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特权的干部,也不信任昔日精英阶级及其子女。

1966年以后,他同时对两者发起攻击,矛头针对红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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