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安舟（Joel Andreas）,UCLA社会学博士，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社会学系副教授。
原书英文版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于2009年由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中文版《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于2017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何大明译，董一格译校。
导论
本书分析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技术专家的治国图景。在中国这种技术官僚的属性不符合康拉德和塞勒尼在《知识分子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中所提供的“新阶级”理论。中国共产党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所不遗余力地消灭知识分子与工农分隔的阶级差别的行动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不符合上述两者的理论。
（一）本书的分析框架：
- 不坚持认为共产党干部充当知识界先锋的角色，他们大多数都是农民革命者而甚少接受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政治精英与昔日的知识精英之间存在斗争与合作，前者由农民革命者所组成，掌控着政治权力；后者由被剥夺了财产的阶级成员所组成，拥有实实在在的文化资源，却面临政治障碍。两者在一个暴力、抗争性的过程中达到汇合；
- 新阶级不是蓄意构建的产物，而是在国家政权建立的航线发生改变而产生的。共产党放弃了铲平阶级的道路，代之以技术专家治国之路。回答共产主义者的工程如何导致了一个由红色专家统治的新阶级的创立，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二）本书的分析策略：
- 中国与许多实施苏联模式的国家有相同之处，使之不一般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它意在打击孕育“红色”专家阶层的政治与文化基础；
- 清华大学是中国“红色”工程师的顶级培养机构，是全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中国的红色工程师一直是被两大选拔性的认证制度所培育出来。其一是学术的，由金字塔式的学校系统逐层选拔；其二是政治的，平行于学校并也由金字塔式的组织系统逐层选拔。清华大学在两大系统的塔尖。在清华大学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分析学术和政治两大选拔认证制度如何实际运作和冲突，能够观察不同的激进教育政策何以得到贯彻，追踪大学的党团组织如何建设、奔溃和重组。
（三）本书的概念框架
立足于布迪厄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边框架，本书主要关注制度化的资本形式，由这些制度所分发的学术文凭和党员身份是关键性资源，用来获取进入优势阶级地位的通行证。本文主要关注不同类型的资本在重新分配过程中所引起的斗争，尤其是当革命性的社会变迁贬低某种资本的价值同时抬高其他类型资本的价值时，精英在其中维持其社会地位的能力。共产党铲平阶级举动的手段是设计分散资本掌控的计划。
（四）中国的“新阶级”
- 中国“新阶级”崛起的大背景是：1949年以后，经济和文化资本集中在昔日精英阶级的手中，而政治资本集中在新生的共产党精英手中。新政权首先重新分配经济资本，剥夺昔日精英的资产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或集体财产，控制权名义上是公有实际上是集中在国家官僚手中，进入这些官僚集团的主要途径是掌握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
- 文化大革命在继承此前削去文化资本集中在昔日精英阶级的前提下，进一步要削去集中在早期国家官僚手中的政治资本，使之转入到新一拨中共精英手中。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共领导人停止了后一种举动并逐步恢复文化精英的资本，此时各精英集团达到和解并促进了技术官僚阶级秩序的巩固。“新阶级”便出现了。
（五）本书的框架安排（按照年份）
- 第一部分 1949-1966年 清华大学如何建立起学术与政治两大选拔认证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论战与冲突；
- 第二部分 1966-1968年 突出文化大革命扩大新旧精英之间的冲突，起初造成中共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女之间的派性斗争，但促进这些精英内部之间的团结；
- 第三部分 1968-1976年 毛泽东明确文化大革命对铲平阶级的规划和任务，即防止新特权阶级的形成；
- 第四部分 1976年以后 新旧精英和解和汇聚，技术专家治国秩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