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自MIT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
翻译：Ging Lam
Josh Angrist是一位声名远扬的自然实验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并不在实验室工作，他在麻省理工学院E52大楼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那里最突出的摆设是一辆靠在墙边的自行车。如今52岁的Josh Angrist看起来身材精炼，具有运动干劲，肤色呈现棕褐色和灰色。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在早上骑着自行车去学校。近年来，他经常和只有他一半年纪的车友相约周末到山地车道去竞速游玩。
正是这个看似不正式的地方，Angrist建立了一个虚拟的经济学实验室。在这里，他可以对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做出精确的回答。和其他学者一样，在能够且应当模仿实验条件来进行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思路上，Angrist可谓伟绩丰功。尽管一些微观经济学家的工作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做出大量假设的模型基础上，但是Angrist只使用经验数据来阐释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回顾一下Angrist最近一直思考的问题：上高中的效用。为了评估学校对学生的作用，一般人想到的是比较考试分数、毕业率或大学录取数据。然而问题在于，那些顶级学区可能会吸引更大比例的富裕家庭，而来自这些家庭学生在功课准备上通常更充分。如果研究者不能随机分配不同学生到各个学校，他便不能回答学校对学习成绩所起的作用。
为了突破这一棘手的难题，Angrist仰赖的办法是自然实验——在这种情况下，两类原本相似的学生群体只由一个特殊的环境所区分。比方说，如果我们重新划定学区界线，一群学生将会转移到另一所新学校。其结果便让经济学家获得所谓的因果“清晰识别”，从而分离出学校自身的净影响。
二十多年来，Angrist的自然实验方法让他在经济学领域声名鹊起。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就是那个IDEAS排名），截至2013年8月，Angrist是世界上著作被引用最多的100名经济学家之一。而该银行的数据中，注册的学者在33000名以上。Angrist最著名的论文包括关于受教育时长与收入之间关系、服兵役对收入的影响、班级规模大小和学生成绩之间的联系。
Angrist并非准实验方法的最初发明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准实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另外一群著名经济学家所推广开来，包括Alan Krueger(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Angrist曾与他共同撰写了多篇论文；哈佛大学的Lawrence Katz；David Card，现就职于伯克利加州大学，是Angrist的研究生导师之一；还有Angrist的主要导师，普林斯顿大学的Orley Ashenfelter。但今天看来，没有哪位学者比Angrist更会被标签为“自然实验经济学家”。
“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Whitney Newey说道。Newey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主任，83年获得博士学位，也是Angrist的研究生导师之一。
Angrist在经济学中的引用排名可能低估他的学术影响力。时至今日，研究医学和生物学因果关系的生物统计学家经常引用他的方法，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把自然实验作为基础研究工具。
Esther Duflo是麻省理工学院著名青年教授，专注于反贫困研究。Angrist在她还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就向她提议从事实验研究。她说，Angrist对选择性偏误问题（problem of selection bias）的不懈探索——例如，学生成绩更好的高中可能本来就有更好的生源——激励她超越自己的技术，着手进行实际的实地实验。“一旦你问对了问题，你便可以构思什么样的实验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Duflo解释道。“Angrist是我们行业中自然实验研究的翘楚，他引领我们，使我们真正认识到随机实验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方法。”
如果翻阅Angrist的学术简历，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一位学术明星的标志——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在哈佛大学谋得第一工作，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讲席教授称号即福特经济学讲席教授（Ford Professor of Economics）——他本来可不是要过这样的生活。Angrist在高中11年级时就完成了毕业所需的最低限度课程。之后他决定提前离开学校。他也曾一度在上大学前给自己休长假，曾从研究生院退学，更是在攻读经济学博士之前在以色列军队服役。
“我一生中有很多次堪称是幸运的决定”。Angrist如是说。
Angrist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议程是由他过去经历所驱动的，因为它仅仅强调了教育的不同效果。Angrist认为，经济学时常告诉我们要“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而不是被数据和研究重要课题的欲望所牵引。这个观点很明显是错的。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理解Angrist的研究，对他的经历做一点了解还是有必要。部分原因是Angrist的研究始终贯穿这样一种观点，即偶然的社会环境会让原本相似的人走上不同的道路。毕竟，Angrist自己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的确有一些事情影响我对世界的看法”，Angrist承认道。
Angrist在匹兹堡长大，父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我来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Angrist说，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后来成为《福布斯》和《华尔街日报》的作家；他的母亲是一名社会学家，从事私营部门工作。为了好玩，Angrist小时候会跳上隆隆驶过卡内基梅隆大学校园的货运列车(“这可能是极度危险的举动”，他回忆道)。在十几岁时，Angrist发现自己对汽车比对教室更感兴趣。在满足了学校对英语、健康和体育的要求后，他迅速取得高中文凭。当他的同学还在念书的时候，他为了买小车而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谋职。他回忆道，当时他父母得知后，认为“没有什么是比这更糟糕的决定”。
一年以后，Angrist申请了大学，并说服Oberlin学院直接从候选名单中将他录取：“我去了那所学院，为自己的申请作答辩，他们发现我真的很喜欢上大学。”他回忆道。在那里，Angrist终于回归求学的轨道并开始茁壮成长；高年级时，他写了一篇荣誉学位论文，模拟失业如何影响工资分配。为了给Angrist的论文作评估，Oberlin学院请来了普林斯顿大学杰出的劳动经济学家Ashenfelter。Angrist的学术能力给这位著名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力邀Angrist去念他的博士生。
“他显然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的研究能力仿佛与生俱来。”Ashenfelter回忆道。
然而另一个机会来了，Angrist选择去以色列，就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经济学硕士项目。但是“我做得不好，所以退学了”，Angrist解释说。但在那里，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Mira。
Angrist没有再试图申请普林斯顿大学，而是选择成为一名以色列公民，并被征召入伍。作为一名伞兵，他经历了以色列在1982年开始对黎巴嫩的抗战，直到战争结束；他是1985年最后一批离开黎巴嫩领土的以色列军人之一。他说，军事训练有时确实“很有趣”，但战斗过程令人心生恐惧：一位好朋友在贝鲁特被枪杀。Angrist自己则很幸运。他说，“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本能的害怕”。终于，在退伍之前，他写信给Ashenfelter，看看当初的邀约否仍然有效。就这样，Angrist得以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985年春天，Angrist在以色列军队中获得了中士军衔。
Angrist回忆说，有一天在普林斯顿，Ashenfelter给研究生班授课时提到，旧金山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设计一个自然实验，打算评估在越南从军对应征入伍士兵死亡率的影响。由于随机抽签，研究人员假设这些被选入伍的士兵并不比对照组中普通人更容易自杀或发生致命事故。
“Orley说，‘这是个极好的研究设计——早就应该有人把这个方法推广到退役士兵的收入研究上。’”Angrist回忆道，“就在当天下午，我立即投入了工作。”
这项研究最终成为Angrist的博士论文。尽管整个研究需要在从政府老破陈旧的计算机中提取信息，过程非常漫长。“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研究中坚持下去，包括我自己。”Ashenfelter说，”这就像在边境下挖隧道什么的，尽是没完没了的、乏味的工作”。最终Angrist发现，对于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应征入伍并服役的白人男性，他们到了在80年代早期所取得的收入比其他没有被征召也没有服役的人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