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自MIT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
翻译：Ging Lam
Angrist的论文为他在哈佛大学谋得教职。在不久之后的1991年，Angrist和Krueger发表了一篇关于教育和收入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是自然实验教科书上的经典范例。他们的研究观察到，许多州在小孩满六岁的那年强迫他们上学，并要求他们在过了十六岁后才能离开学校。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辍学者都在学校里度过相同的时间: 12月出生的孩子在临近6岁的那年9月就可以上学，这时年纪只有5岁加上3/4岁；而一月份出生的孩子则是过完生日后的9月才入学，实际年纪到了6岁加上2/3岁。
因此，对于出生月份晚于9月的辍学者，他们开始上学时年龄更小，也就意味着在16岁之前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教室里——事实上，平均而言这些人受教育的时间更长。于是，Angrist和Krueger研究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间的出生数据，发现人们如果拥有额外一年的教育，年收入要增加7.5 %。这项研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16岁辍学的人是随机按出生月份而被“分配”到了不同程度的教育，这就好比是一项自然实验。
Angrist擅长发现许多不同的“工具”来构建自然实验，并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借鉴。这回该考虑另一个问题:班级规模如何影响学生成绩？
Angrist和经济学家Victor Lavy用一个政策相当“怪异地”阐明了这个问题。研究结果呈现在1999年发表的论文。故事是这样的：在以色列，教育政策要求每个学校班级人数的上限为40人。比方说，如果一所学校有38名四年级学生，这些孩子都将被分配到一名教师；而在另外一所有42名四年级学生的同类学校，这些孩子将被分成两个班级，平均每个班级有21名学生。所以，Angrist和Lavy对以色列4000多个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在1991年的考试成绩进行了调查，发现较小的班级规模平均对五年级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上产生了“显著和实质性”的提高，而对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上仅产生了较小的提高。
Angrist还对自然实验产生有意义结果的条件进行了堪称重要的方法论研究。他在1994年与哈佛大学Guido Imbens所发表的关于“局部平均干预效果（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论文中正式提出：对政府新政策的平均效果的评估，最好是从对毫不知情的人们的影响中来衡量。比如，越南服役对收入的平均影响只能由随机应征者来评估；那些自愿入伍的人必须被排除在自然实验之外。只有这样，决策者才能更好地预测诸如教育扩张或医保项目的潜在影响。
“这可能是近10年来计量经济学领域最好的论文之一。”另一位名为Newey的著名经济学家评价道。
2009年，Angrist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的Jornsteffen Pischke合著出版了一本广受欢迎的学术著作，即《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该书总结了他们关于经济学实证方法的许多研究和观点。
Angrist的著作有助于将自然实验的观念从默默无闻带到主流。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David Autor所评论:“Angrist在研究公开化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沿，然而其他学者并不重视这一点。”Autor的评价指的是Angrist坚持寻找经验的证据，而非主要依赖充满假设的模型。Autor补充道，“通过这本书，Angrist已经找到很好的经验方法，去回答别人认为无法回答的问题。”
Angrist则表示，他不反对基于模型的工作，比如预测政策变化的影响。但他坚持“实验主义思维（experimentalist mindset）”，认为任何这样的模型都应该基于大量的经验数据。
诚然正如Card所言，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他们的学科是“一类数学哲学（a kind of mathematical philosophy）”，其基础是对激励的理性和可预测反应。这些学者认为纯粹的经验主义是“异端”，而另一些借鉴Angrist、Card和Krueger工作的青年经济学家则受到了批评。他们有时被描绘成机会主义者，到处寻找任何能得出明确结论的议题，甚至会研究像健身房会员资格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新共和》杂志2007年的一篇文章甚至严重批评了新晋学者把自然实验玩弄成为“学术客厅游戏（academic parlor game）”。
Angrist解释道，“在过去的10年里，好些人人批评像我这样的学者，或者我的学生，或者我的思想流派，只关心计量工具，而不关心实质问题。”
“但我认为这不公平。”他补充道，“抽签入伍法案能成为一个好的学术话题，不仅仅是因为随机抽签很酷，而是那里有些实质性的东西：如果男人被征召入伍，他们的职业生涯意味着被中断。”总体而言，Angrist回应，“这是一个很酷的计量工具和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的组合，并且产生了很好的研究。”
典型佐证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另一名经济学教授Jonathan Grube曾是Angrist指导的学生，他利用自然实验来研究人们如何受到20世纪90年代不同健康保险政策和计划的影响，然后利用这些结果来预测如果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保险，整个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Grube的工作对奥巴马政府2010年签署《平价医疗法案》发挥了关键作用。“Angrist在我读研究生时对我影响很大，”Grube说，“他就是整个自然实验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
无论如何，Angrist并没有因为一点点阻力就吓倒。“他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坚韧不拔。”Card说道，“他会全身心投入工作，转移批评的干扰……如果你有一点点像他这样的品格的话，你可以在经济学这样的棘手领域走得更远。”
最近Angrist增加了对教育的关注。2011年，他与Autor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Parag Pathak一同发起了学校效用和不平等倡议（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nequality Initiative, SEII），以分析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效用以及财政拨款对大学经营表现的影响。这个想法是将实验研究注入公民辩论。“学校质量和人力资本是美国政策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我能够完成这项研究的程度可能取决于有多少学区会与我分享有用的数据”，Angrist说道，“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我们有很好的基础数据建设以及和城市、学校和州政府有良好的合作。”
这种研究开放度让Angrist、Pathak和其他合作者能够发表一些他们认为最好的论文。波士顿目前已经使用抽签入学系统来决定哪些申请的学生将进入特许学校；当一所学校的申请人数超过可用名额时，研究人员能够比较被特许学校录取的学生和未被录取、但有同样有动力的学生的学业表现。2009年的一份报告曾发现波士顿某些进入特许学校的中产阶级学生在州的数学考试上，比其他学生均提高了大约15%。然而两年后，Angrist和他的合作者发现，对于马萨诸塞州以外的地区，就读波士顿特许学校的学生平均成绩并不比其他公立学校的学生突出。Angrist认为特许学校之间的异质性可能太大，不足以证明它们能提供更好的教育，尽管这些学校似乎坚持延长教学时间、注重核心数学和阅读技能以及强调良好学生的行为。
“特许学校的理念是‘让一千朵鲜花盛开’，”Angrist说，“嗯，即便这些花中有许多是蒲公英……可见特许学校非常多样化。”
SEII研究人员强调，他们在特许学校的问题上是中立的，特许学校在政治上是收费的，虽然这些学校使用了公共资金，但他们主要聘用非工会教师。“我们不是特许学校的倡导者，”帕塔克在第一篇论文发表后说，“我们的态度是，让数据说话。”
这些数据可能会对新奥尔良地区产生更多影响，因为那里的抽签入学系统会将学生分配到不同特点的特许学校。这可能有助于SEII研究人员得出更多关于哪种特许学校最有效的结论。此外，Angrist和Pathak还对德克萨斯州格兰德河流域的特许学校进行了研究。同时，安格里斯特和Autor领导的SEII团队正分析Susan-Thompson Buffett基金会所资助的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奖学金项目的效果。
目前，那篇2009年发表的关于城市特许学校的研究，被广泛认为对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研究公布后不久，马萨诸塞州州长Deval Patrick和波士顿市长Thomas Menino都采纳了更有利于特许学校的立场；马萨诸塞州限制可以上特许学校的学生数量，但是2010年的一项州法律对考试分数低的地区增加了录取名额，并且现在全州有70多所特许学校。
碰巧的是，研究者们正对特许学校扩张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扩大SEII项目的范围。Angrist指导的博士生之一Christopher Walters完成了一篇论文，估测如果波士顿的特许学校迅速增加，其结果会是怎么样。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项政策将会缩小该市5%-10%的种族间学业成绩的差距。 Walters指出，虽然以前成绩不佳的学生从特许学校获益最多，但他们也是最不可能向特许学校提出入学申请的。
为了得出他的结论，Walters从以前的研究中提取了经验数据，并建立了一个预测未来结果的模型。“Angrist对数据与模型融合的想法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他说，“我认为这件事对他的合作者来说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他们知道Angrist一直是自然实验的守护者。”
Angrist也愿意从他最近的工作中总结出一个更大的结论：往后的学生们理应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他在城市特许学校的研究中指出：“我们的研究表明，当前的政策对于那些起点很低的孩子获得中学及上教育的帮助，已有巨大的进步。”他进而指出，尽管有观点认为儿童早年面临的不利条件是无法弥补的，并且这样的观点在学术上属于“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但这不是真的。
在这一点上，Angrist不仅仅是一位把经济学视作主要经验学科的倡导者，他的经历也让他亲身体会到，比如把普通的学生变成像他一样的大器晚成者，学术生涯的风险该有多大。Angrist认为中等教育就可以改变学生的生活，这一观点恰好得到他的孩子们的认同。他的女儿Adie在波士顿特许学校教书；他的儿子Noam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高年级学生，并为低收入的波士顿高中学生创建了一个体育和学术导师项目。
Angrist骑上自行车，在到家之前思考好一会儿，并总结他之前意想不到的人生经验：“我很幸运，因为我得出结论，如果我上大学，我会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