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为经济学家Simon Smith Kuznets
本文翻译自经济学学术博客Readings in Economic Thought
翻译：Ging Lam
Kuznets于1955年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可以说是该期刊自创刊以来引用最高的20篇论文之一。然而这篇论文只有4%的内容来自翔实可靠的经验资料，剩下95%是纯粹的推测，另外还加上一些一厢情愿的想法。
Kuznets的这篇论文尝试回答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增加还是减少，以及解释什么因素决定了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水平和趋势。由于问题本身的高度重要性，这篇论文开启了探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领域。
在论文的开篇，Kuznets就指出不平等的议题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和发展而言，再怎么权重也不为过。但是由于不平等的定义不严谨、相关数据的稀缺以及既有观念的压力，这一议题仍很难为人们所理解。为此Kuznets建议，研究的第一步至少应当包括一些基本的规范，而他自己就列出了5条：
考虑由家庭规模所调整的家庭单元（family units adjusted for family size）；
掌握整个收入分配状况而非仅仅是一部分；
撇开那些仍在就学和退休的家庭成员；
排除资本所得（capital gains）的、由个体构成的国民收入；
推断长期收入的趋势而非受经济动荡而波动的年收入水平。
Kuznets进一步解释说，他向考虑两代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唯有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方能够感受到向上和向下流动对收入总体分布的重要动力机制和影响效应。
第一部分 收入不平等的趋势
为了达到这篇论文的目的，Kuznets首先着眼于从“创业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发展而来的三个“发达经济体（developed economies）”即英国、美国和德国。选择这三个国家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数据他可以得到。从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年收入水平，Kuznets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大约有50-75年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以下表格列出了Kuznets整理的统计数据：
Kuznets对他的研究发现提出三个重要警告：
首先，他已经将税收和公共福利排除在收入分配之外；
其次，他观察到收入不平等的缩小总是伴随着总体收入的显著增加；
最后，他想知道年收入的数据是否真的可以用来推断长期（或更长时间内的）收入水平趋势。
无论如何，Kuznets认为他的研究至少为分析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起点。于是在论文的第一部分，Kuznets承认他在追随经验主义调查结果的尚不稳健的线索方面做了相当宽松的判断。
Kuznets的结论是，从相当宽泛的阶层的年收入分配率（annual income incidence）来衡量，收入的相对分配一直在迈向更加平等——这些趋势自1920年以来就特别明显，其起始阶段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第二部分 解释的尝试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Kuznets首先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发现有些违反直觉，因为人们会认为不平等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而不是减少。人们的理由在于：
储蓄总会集中在收入更高的家庭，这将导致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集中在社会顶层；
从农业经济向城市化经济和工业化经济的转型也应当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工业部门的人均收入高于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的收入不平等也高于农业部门）。
那么Kuznet为什么会得到相反的结论呢？
在谈到储蓄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时，Kuznets描述了许多可能发挥作用的潜在抗衡力量（potential countervailing forces）。其中显而易见的理论就是关于再分配的立法和政策，如累进税、遗产税、租金控制和福利计划等，不太明显的问题是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即使不考虑移民问题，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富有的5%的人口也只占人口总数的很小一部分；而到了40年代，这一比例甚至会变得更小。在每一代人中，收入最高的5%部分都是由那些从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流动的人所构成（Kuznets认为至少有一半以上）。“今天成功的伟大企业家”，他说。“很少是昨天伟大的成功企业家的儿子”。因此，储蓄效应（saving effects）实际上可能比我们最初预期的要小得多。
其次，生产性资产（productive assets）的构成也是动态变化的。由于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前几十年具有高回报的资产在后期高回报资产中所占比例通常较小。除非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非常擅于跳槽，进入利润更高的新行业。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长期回报率可能会降低，尤其是和每个时期的“新富”相比。此外，在Kuznets写作的时候，职业收入仍然是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收入取决于技能水平，并不总是容易地将非常高的收入从一代传给下一代。此外，Kuznets认为随着收入分配往上，人们获得更高收入可能会越来越难。
所有这些抗衡力量的作用是违背人们直觉——即收入不平等可能加剧——的原因。然而，Kuznets指出，这些抗衡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增长的经济，还需要学者门进一步的研究，以估计出每一类影响的权重。
论文的第二部分以数字说明结束。Kuznets试图通过这些数字说明农业的转型可能影响总体不平等（overall inequality）的各种形式。他表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潜在后果，但随着经济转型，人们仍预期发现底层1/5的人口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减少。由于实证结果和数学模型相互对理，如果我们假定不平等实际上正在缩小，人们可能需要得出结论认为，非农业部门的基数正在扩大。Kuznets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认为第二代和第三代城市居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增强，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在政治上的代表性增强可能会是一个潜在的解释：“论文没有讨论人口、政治和社会因素，而这些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低收入群体份额下降的抗衡效应”。
第三部分 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其他趋势
在第三部分中，Kuznets从增长的其他方面考虑了不平等的趋势。正是在这一部分，Kuznets认为不平等的缩小是一个相对近期的趋势，不平等必定在增长的早期阶段加剧。这是各类因素共同造成的混合效应，包括早期农业转型、工业革命以及人口死亡率降低和出生率提高形成的人口紧张等。因此人们可以假定，作为常规收入结构特征（secular income structure）的不平等中有一个长期的动荡变化（long swing）：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不平等会扩大；从前工业化到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扩大速度最快。
第四部分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比较
在第四部分中，Kuznets探讨了早期发达国家的增长轨迹和不平等趋势能否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不平等情况。他指出，虽然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比发达国家要糟糕，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Kuznets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差距缩小之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他询问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是否与发达国家在早期增长时期的状况有足够的相似，以至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更多不平等可能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必要条件。Kuznets的结论是，需要更多地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历史增长和当前状况：“我认为不言而喻的是，我们需要的是对发展中国家过去发生这些不平等趋势及其特有状况的清楚认识。以此为开端，我们可以尝试将正确的过去因素转化为充分理解当前状况的条件。”
结论
Kuznets再次为其“贫乏分析（meager analysis）”而道歉。他为自己在如此缺乏有效数据的情况下研究而道歉。他解释说，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对不平等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兴趣，他急切想和其他经济学家分享这个问题。他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到他的工作是一个“直觉的集合（collection of hunches）”，希望能够激发进一步的研究，收集更好的证据，以及对经济增长及其对经历其中的人们所造成的影响有更全面的理解。
然而当前的问题是，当你问大多数经济学学生关于Kuznets的研究时，你可能会得到同样可悲的答案：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等首先增加，然后减少。这种反刍的方式与你请经济学家讲诉Adam Smith时的情形类似（滥用“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我们轻视学术思想家的智识完整性（intellectual integrity）已经到了令人遗憾的程度。从这些思想家那里，我们可以学到比一句简单判断丰富得多的东西。
这篇论文令我震惊的地方在于，我们曾过分地简化它，这也是我在经济思想方面阅读许多文献的情况。论文同样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Kuznets是一位真诚而谦逊的学者，他尝试理解不平等问题而不是做任何武断的主张。这篇论文惊人地提醒我们，里面的任何陈述都是推论性的、新生的见解，目的是引出更多问题，以激励学者们就这个极其重要的议题展开更好的研究。在Kuznets表现谦逊的同时，他也展示出雄心壮志。他是第一个冒险对一个似乎无法理解的问题进行技术分析的人。这个问题之困难既包括许多围绕不平等问题而存在的主观偏见，也包括关于这个问题所需数据的严重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