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Otis Dudley Duncan的学术谱系。社会学家谢宇虽然与Duncan没有直接师承关系，但与Duncan有长期深入的学术交往，受Duncan影响深远。

原文来自美国社会学会官方通讯Footnotes，电子文档见谢宇个人网站或加州大学学术参议院（Academic Senate）的纪念网页。

作者：Leo A. Goodman, Yu Xie, David L. Featherman, Robert M. Hauser, Halliman H. Winsborough

翻译：Ging Lam

Otis Dudley Duncan于2004年11月16日在加州圣塔芭芭拉市因前列腺癌病逝。Duncan是20世纪最卓越的社会学家之一，他为高级计量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伯克利加州大学Leo Goodman评价Duncan是“20世纪下半叶全世界最重要的定量社会学家”。

Duncan生前最有名的著作是同已故社会学家Peter Blau在1967年合著的《美国的职业结构》，这本书在次年即荣获美国社会学会最杰出学术著作Sorokin奖。该书对美国第一项全国大型社会流动调查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精确无比地描述了美国父母是如何将社会地位传给下一代，尤其通过影响孩子教育的方式。此后Duncan及其合作者更详细地阐释这份研究，包括解释社会地位是如何通过认知能力、种族以及其他因素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

这本书的影响远不止于职业流动性的分析。通过调查数据和统计技术，该书展示了应如何使用恰如其分的定量方法去有效而严格地分析一个重要的社会学主题。就此而言，这项研究无疑激励了新一代社会学者从事并追求定量社会学，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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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华科校园邮箱在学生毕业后被回收之事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熟悉科研工作的同仁应该知道，校园邮箱是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工具，保留校园邮箱终身使用权是国内外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惯例，Google一下“lifetime email service + university”便知道。举例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假如一名研究生自入学之初就把校园邮箱作为主要工作邮箱，那么在校期间的发表论文的通讯方式、国外同行电邮交流名片、学术刊物的出版在线订阅、学术会议信息RSS更新以及无数与学术活动有关的事情，都已经与校园邮箱紧密捆版在一起。我认为华中科技大学这样简单粗暴的管理，显得“十分外行”。

一

在国内读博士，最大的痛苦，除了缺乏科学的学术指导，还有难以找到正确的求学方向。而后者给我带来的人生困惑和压抑，往往比前者更甚。我时常被这种痛苦侵袭，夜不能寐。我曾把这种痛苦感觉称为”对无知的惶恐”。给它命名，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掌控它。

对无知的惶恐，不是一种无病呻吟或自怜自艾。芝加哥大学商学院Thomas Talhelm谈及他为何着迷于跨文化研究时，也曾描述过这种非常私人的情感：

“When I was an undergraduate, I was actually most interested in philosophy. Why philosophy? Because I wanted to understand the real truth. I thought, if I could understand how cultures influence our thought, then I’d be able to neutralize that influence and get closer to truth, and avoid that problem. ”

简单概括他的话：我极想通晓真理，如此我便能知道周遭文化是如何主导我们的思维，接下来我便拥有一种能力，去取缔文化对我造成的难题。Thomas Talhelm的话传达出一种深邃的道理：知晓，是为了掌控；无知，令人惶恐。

二

读Thomas Talhelm的文字，我瞬间想到晚年的费孝通。因为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建国后若干在大学停办的社会科学“需要赶快补课”。那么，“补课”的重担对于已年过古稀的费孝通而言，会不会带来极大的惶恐？我说的这种惶恐，自然不是指对担当学术责任的惧怕，而是一颗选择自我尘封的心灵有机会重新沐浴真理的阳光时，对未知产生的恐惧。

当我翻阅《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在这一时期的系列刊文时，如我所预料，很快读到费孝通极大隐忍和隐秘的情感：

IDEAS是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资助建设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学术数据库，在线免费提供了上百万份预印论文、图书章节、计算程序和统计插件，是当今社科工作者最重要网络交流平台之一。

基于作者认证信息和引文资讯，IDEAS提供了一份经济学家排名（Economist Rankings）。类似这样的排名在注重学术声誉和同行评价的学者中自然不会被过分渲染。因为排名涉及指标设计（index design），不同的指标的选择、权重和计算将导致不同的排名结果。基于对测量的敏感，我隐约觉得这份排名肯定存在明显偏颇之处。果不其然，在快速浏览位列前百的人名中，我发现了一位熟悉的社会学家名字。

这则故事最早是从兰小欢老师的《一转念》中看到的，那时我还在武汉上学。今天，这则故事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原文是2008年Yoosoon Chang在Peter C. B. Phillips寿宴上的致辞。Peter C. B. Phillips是耶鲁大学Sterling教授，几乎就是“时间序列分析”的代名词。Yoosoon Chang是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经济系正教授。Peter C. B. Phillips是真正意义上的桃李满天下，迄今直接指导过84名博士生，95%以上在一流研究型大学任职。我在无数的文章和通讯中读过对Peter C. B. Phillips作为导师的评价，他是一位彻底的good mentor。

回忆Peter C. B. Phillips的指导

作者：Yoosoon Chang

翻译：Ging Lam

我仍清楚地记得我与彼得（Peter C. B. Phillips，作者的博士指导老师）在办公室会面的那个下午。

那是我在耶鲁大学第三年的秋季学期末。这次会面我须要向彼得报告近期的研究进展，内容是三个月前他让我从阅读清单中挑选的一个研究题目。老实讲，我在夏季学期时还颇有干劲，因为我己在上一学期结束前奋力熬过了所有考试，我感觉自己的学术进度没有太多拖欠。于是随着秋季学期的到来，我开始奋力地学习文献并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主题，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办公室、考尔斯图书馆或跨校区图书馆。

然而，我却没能取得任何进展！我不晓得这期间有多少天被我浪费掉了，但没有做完任何事情。我感觉不到丝毫的研究意义，一切似乎都令人苦不堪言！我每每理解半页论文都要花上好几天时间，这些文献对其他人仿佛只是轻而易举之事。

那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无能的人，是一个深陷谷底的失败者。我开始认为自己无法成为学界一员。这种苦恼我可不曾有过。过去我习惯于优秀：至少在我念博士之前，我在大部分班级里都能领先其他同学。

上图拍摄于2008年麦迪逊。Wright教授长期任教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社会学系。他生前出版了15本专著。第16本专著预计将于今年出版，名为《如何成为21世纪的反资本主义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21st Century)》

本文译自The New York Times

作者：Katharine Q. Seelye

翻译：Ging Lam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Erik Olin Wright 1月23日在Milwaukee辞世，享年71岁。他生前致力于揭露社会和经济阶级的复杂性，并探索了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包括倡导普惠性的基本收入(universial basic imcome)。

他的遗孀Marcia Wright称Wright教授死于急性骨髓性白血病(myeloid leukemia)。

Wright教授是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系杰出讲席研究教授。他自1976年起就在麦迪逊校区任教，并在此度过整个教职生涯。Wrght的任教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在他的帮助下，威斯康辛大学的社会学系数十年来在美国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Wright教授既着迷于社会阶级与社会变迁的理论，也躬身于现实世界的种种挑战，比如贫困问题、收入不均和失业。由他成立的A.E.Havens社会公平研究中心长年邀请学者到访，讨论进步思想。